第303章 孙传庭功亏一篑，高闯王劫后余生
第303章 孙传庭功亏一篑，高闯王劫后余生 (第1/2页)议计已定，江瀚便派遣一信使携带密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成都，直奔汉中而去。
信使一路星夜兼程，自南江县境转入险峻的米仓道，过西乡，最终抵达了高迎祥暂驻的石泉县。
此时的高迎祥，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后，麾下部队总算恢复了些许元气，不再像丧家之犬一般人心惶惶。
并且，高迎祥又在汉中招募了一批饥民，充实部队。
他正摩拳擦掌，准备率部走子午道，奇袭关中，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
可江瀚信使的到来，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让高迎祥不得不暂停北上入陕的计划。
在临时征用的县衙大堂内，高迎祥屏退左右，拆开了江瀚的亲笔信。
“高闯王久违矣。”
“自从山西一别，匆匆数载，兄甚念之，常思昔日并肩之情。”
“今闻你部虎踞汉中，欲行子午奇谋，兄甚忧之。”
“今时不同往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绝非甘学阔等庸碌畏事之辈可比。”
“其才具魄力，不下于洪亨九、卢建斗等人。”
“孙传庭至陕以来，整肃吏治，清查屯田，颇见成效，绝非无兵无粮之人。”
“此人必然已经窥破汉中虚实，正于子午道一带张网设伏，专候闯王你部。”
“你若执意北上，恐怕正堕其彀中，数年英名，一朝尽丧。”
“本王与你虽然各据一方，但同举义旗、共抗暴明，实在不忍你部深陷重围。”
“为反明大局计，不如暂移营盘，入川修整一番。”
“本王愿以粮秣军资相赠，助你一臂之力，同时开放夔州水路，供你部众沿江东进，重返湖广.”
读完来信后，高迎祥脸上阴晴不定，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后背窜起，惊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精心筹划的方略被人看穿，高迎祥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惊悚感。
而惊悚后，随即又涌起了一种恼羞成怒的情绪。
难道自己的谋划就这么不堪？竟然如此轻易就被人点破出来？
他下意识地攥紧了信纸，胸口起伏不平。
但他转念一想，写信的人可是江瀚，是当年与老大哥王嘉胤并肩作战的老前辈。
其人眼光毒辣、用兵老道的名声，在义军当中传闻颇广。
如今更是据有全川，实力雄厚。
被他看穿，似乎……也不算太丢人？
只不过，高迎祥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
江瀚远在成都，也未曾和那孙传庭打过交道，凭什么就如此笃定自己必败？
凭什么认定，孙传庭也能看穿自己的计谋？
他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要北上，如果因为一纸书信就轻易放弃用兵，岂不是有些儿戏？
要是这事传出去，他这个义军盟主，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高迎祥压下心中情绪，将信件收入怀中，并对信使点了点头：
“汉王的好意，高某心领了。”
“汉王远在成都，仍然惦记我部安危，实乃高某之幸。”
“只是这退兵一事，还关系到数千弟兄的身家性命和前途大计，绝非高某一人可以决断。”
“事关重大，本帅还需要与军中其他几位首领仔细商议商议。”
他顿了顿，显得十分客气：
“这样吧，使者远道而来，一路辛苦，还是先下去好生休息一二。”
“等本帅与众将商议出结果后，再回复汉王也不迟。”
江瀚派出的信使也不废话，只是抱拳拱了拱手，便退了下去。
反正他信件已经送到，至于闯王听不听，那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打发走信使后，高迎祥却并没有召集其他首领，而是独自一人坐回堂上，陷入了沉思。
改去湖广？
说实话，对这个去处，高迎祥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之所以选择北上陕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补充兵员，尤其是恢复老营的精锐骨干。
之前他被卢象升一路追剿，麾下精锐死伤惨重，赖以纵横天下的老营精骑更是在关宁军手下全军覆没。
湖广虽然富庶，但那里的兵员素质却不怎么样，高迎祥根本看不上。
只有重返三边，才能招募到那些悍勇耐战、精通骑射的边军将士，重铸他的老营骑兵。
思来想去之后，高迎祥还是有些不服气，又或者说不信邪。
江瀚的来信，或许只是一种谨慎地猜测罢了。
大丈夫，岂能因一言而废大事？
最终，他猛地一拍桌案，下定了决心：
“我倒要看看，那孙传庭是否真的如江瀚所言，能挡住我进兵。”
而对于这个问题，身在西安府的孙传庭本人，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
自从孙传庭上任山西巡抚后，这几个月里，他可谓是呕心沥血，没有有片刻清闲。
孙传庭，字伯雅，号白谷，山西代州镇武卫人。
作为明末最后一位能臣干吏，他在梳理内政和谋划军略方面，与卢象升相比可谓是不分上下。
孙传庭自幼聪慧过人，二十七岁便高中进士。
此后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等官职。
孙传庭在天启年间，因不满魏忠贤专权祸国，于是愤而辞官，赋闲在家近十年之久。
直到崇祯八年，后金军二次入塞，他才重新崭露头角。
为了保家卫国，孙传庭毅然派出家丁王承嗣、孙剑等人，率领自家训练的乡勇私兵出击，成功击退了小股清军。
这件事，被时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如实记录在《汇报擒斩虏贼功级情形疏》中，并上达天听：
“.内如乡绅训练亲丁，如吏部郎中孙传庭之遣王承嗣等，用飞炮击贼，贼以远遁；又遣孙剑等设伏，夺获马骡。”
正是这份奏疏，让焦头烂额的朱由检发现了这位在野的能臣，并急召其入京任职。
崇祯九年四月，因时任陕西巡抚甘学阔剿匪无力，致使陕西局势愈发糜烂。
震怒之下，崇祯下令将甘学阔押解京师，下狱问罪。
这已经是第三位折戟陕西的巡抚了，前有练国事被流放，后有李乔被削籍。
陕西巡抚这个职位，在朝堂上已到了“无人愿当、无人敢当”的境地。
值此危难之际，孙传庭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前往陕西任事、
对此，朱由检大为感动，并特批给了孙传庭六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
当然了，这笔钱也不是白拿的，崇祯对孙传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而今岁饷后，则听若自行设处，不中制”
意思就是以后治理陕西，募集兵员的钱粮全由孙传庭自行解决，中枢就不管了。
无奈之下，孙传庭也只能领了这笔银子，奔赴陕西上任。
但问题是，他面对的陕西，是一个“遍地皆寇，而问兵无兵，问饷无饷”的烂摊子。
官军与起义军在三秦大地上反复拉锯，天灾人祸并行。
在这片土地上的军民，每天都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孙传庭到任后，陕西的军事、政治、财政、法纪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以屯田为例，崇祯元年，陕西一带尚有屯田四十六万多顷在册。
但到了崇祯九年，仍在发挥作用的军屯连两万顷都不到。
陕西三边本就贫瘠，却还要供养瑞王、秦王、韩王、肃王等数位藩王。
所谓“陕西外供三镇，内给四王，民困已极”。
面对明末的危局，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这三位巨头，分别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洪承畴比较粗暴，倾向于以杀戮和劫掠，来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
卢象升则是依靠高超的治理能力和个人魅力，动员士绅百姓共度时艰；
而孙传庭不一样，他将矛头直指陕西本地的既得利益集团——豪强乡绅。
为了盘活陕西的经济与军事，孙传庭祭出了“治吏”和“清屯”两大杀器。
基于早年治理永城、商丘的经验，孙传庭上任的第一把火，便烧向了陕西的官场。
他要大力整顿吏治。
他在给崇祯的札子中明确指出：
“剿寇必先安民，而安民尤在于察吏”
孙传庭上任后，严令陕西各级郡县：
凡百姓诉讼问理，不得滥施刑罚，不得收取赎金；
凡是涉及到征收钱粮，不得额外勒索火耗；官府日用物资，必须按市价公平购买。
但问题是，规定虽然发下去了，陕西的官员们却大多不以为然。
大家来出做官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捞钱和晋升吗？
尤其是陕西这种四战之地，一不小心就会被反贼乱民杀了祭旗。
要是不趁机捞取好处、打点晋升之路，岂不是白来一遭？
大家都是官场中人，何必要求这么严格？
新官上任三把火，敷衍敷衍就行了。
可他们却大大低估了这位新巡抚改革积弊、挽救危局的决心。
孙传庭久在官场，深谙这些贪官污吏的秉性，这帮人都是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
于是他亲自部署，派遣心腹干吏四处探访；
与此同时，他又安排了各级侍郎、巡按、监察御史等人，在各州县来回巡视。
密探四处查访，很快便在泾阳县抓到了典型——推官何守谦。
何守谦这厮，在征税时加收羡耗每两达五分，其任内共收银二万三千七百多两，共加羡银一千一百多两。
他不仅多收，而且还在秤砣上动手脚。
他指示衙役定秤，每两比民间重了三分，称量的时候再故意高抬六七分。
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征收税银时每两就多征了一钱银子。
再加上前面的种种阴招，老百姓实际需要多缴纳将近百分之二十的税款！
最为恶劣的是，何守谦上任伊始，前任泾阳知县王程先就因为贪赃枉法，被孙传庭弹劾了一遍。
何守谦堪称“前腐后继”，从前任手上接过了贪污的接力棒，并将其继续发扬光大。
孙传庭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立刻下令将何守谦锁拿问罪，严惩不贷。
其他官员，比如分守关西道的副使李公门，此人侵占官府钱粮多达万余，并且还替豪强之家逃避徭役。
事发后，这厮竟然还反咬一口，诬陷知府熊一元。
好在孙传庭明察秋毫，很快就查清了事情的原委。
李公文面对孙传庭的责问，居然还恬不知耻的认为只是训一下就过了，大不了自罚三杯，送点钱消灾了事。
没成想，孙传庭是动真格的。
他联合按臣王倓一起揭发，把李公门当场拿下，革职查办。
连续树立了几个典型后，陕西的官员们终于怕了，整个陕西官场为之震动。
没想到这位新巡抚竟然来真的，不少人开始收敛，不敢再轻易压榨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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