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第2/2页)方国安本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主，见鲁王昏庸，偷偷派人给多铎送了信，把绍兴的防御图都献了出去。顺治二年十月，多铎的大军一到，方国安直接打开城门投降，鲁王吓得从后门跑了，坐着一艘小船逃到了海上。张国维率领残兵在钱塘江畔血战，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最后他站在江边，望着南京的方向，写下一首绝命诗：“艰辛百战戴吾君，拒敌辞封意未伸。若问河山原血洒，试看江涛万古新。”写完，他跳进了钱塘江，江水卷着他的尸体，向东流去。
鲁王逃到海上后，靠着郑芝龙的水师在舟山群岛落脚。可他还是不改本性，跟大臣们吵架，抢渔民的粮食，最后连郑芝龙都懒得管他。顺治八年，鲁王在舟山病死，临死前还在喊“朕是监国，朕要回绍兴”——他到死都没明白，不是清军太厉害，是他自己丢了大明的骨气。
福建福州城里，唐王朱聿键倒是个有骨气的。崇祯十七年闰六月，他被郑芝龙、黄道周拥立为帝，建元“隆武”。登基那天，他没穿龙袍，穿着一身素服，对着先帝的灵位磕了三个头，说“朕定要收复河山，迎回先帝的灵柩”。他每天都在皇宫的空地上练兵，穿着甲胄，拿着长枪，跟士兵们一起刺杀，手上磨起了水泡也不喊疼；还下令减免福建的赋税，让百姓们休养生息，福州的百姓们都说“这才像个大明皇帝”。
黄道周是个文弱书生，见隆武帝这么拼命，主动请缨去江西募兵。他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从福州出发，一路上，百姓们听说他是去抗清的，都纷纷参军——有农民放下锄头，有秀才背着书箱，甚至有老人拄着拐杖说“我虽然打不动了，能给士兵们烧开水”。一个月后，黄道周募了一万多兵马，可这些人大多是农民，没经过训练，手里只有锄头、镰刀，连件像样的甲胄都没有。
顺治二年十二月，黄道周带着这支“锄头军”向江西进军。清军将领见他们穿着破烂，拿着农具，哈哈大笑：“这也叫军队？”可就是这支军队，在江西婺源跟清军血战了三天三夜。黄道周骑着马，手里拿着剑，带头冲锋，嘴里喊着“抗清复明，死而无憾”，农民们跟着他冲上去，用锄头砸清军的头盔，用镰刀割清军的马腿。
可农民军终究打不过训练有素的八旗铁骑。第三天傍晚，黄道周的兵马被清军包围，一万多人战死了八千多。他被清军俘虏，押回福州时，隆武帝哭着想去赎他，可郑芝龙拦着说“一个书生，死了就死了，没必要救”——郑芝龙早就跟清军暗中勾结，想献城投降换个大官做。
清军劝黄道周投降，说只要他剃发，就封他为“大学士”。黄道周冷笑一声，指着自己的头发说：“这是汉家衣冠，岂能为鞑子剃掉？”顺治三年正月，黄道周被押到福州街头，临刑前，他写下一首绝命诗：“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覆覆少生机。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刽子手的刀落下时，街上的百姓都哭了，有人扔了件素色的袍子，盖在他的尸体上——那是大明官员的官袍，他到死都没丢了汉家的体面。
黄道周死后，郑芝龙更肆无忌惮了。他偷偷派儿子郑成功去跟清军征南大将军博洛谈判，说愿意献福州投降，条件是封他为“闽粤总督”。隆武帝得知后，气得吐血，他带着三千兵马从福州出发，想去江西找黄道周的残部，可刚走到延平，就被清军追上。
三千兵马很快被打散，隆武帝被清军围在一座山上。博洛劝他投降，他站在山头上，对着北京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说“朕是大明的皇帝，宁死不降”。最后，他被清军一刀砍死，尸体滚下山坡，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素服——他当了一年皇帝，没穿过一天像样的龙袍，却守住了大明皇帝最后的骨气。
郑芝龙献城后，博洛却没兑现承诺，直接把他押回北京软禁起来。郑成功得知父亲投降、隆武帝战死，在厦门的演武场上哭了一天一夜。他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拔出佩刀割掉了自己的辫子，说：“我郑成功，此生绝降清！定要收复台湾，作为抗清的基地，总有一天，要打回北京，为先帝、为隆武帝报仇！”
隆武帝死后，南明的残部又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帝，建元“永历”。永历帝登基时才二十二岁，还是个没断奶的孩子，朝政全靠瞿式耜打理。瞿式耜是个忠臣，他一边在肇庆加固城防，一边派人去联络张献忠的余部——此时张献忠已经战死在四川，余部由李定国、孙可望率领。
李定国、孙可望都是农民军出身，可他们知道，清军是汉人的共同敌人。顺治九年，李定国率领十万兵马从四川赶到广东，跟永历帝的兵马汇合。他先是在湖南衡阳大败清军，斩杀了定南王孔有德；又在广西桂林打败了敬谨亲王尼堪，尼堪战死在乱军之中。这两场胜仗，是南明抗清以来最大的胜利，江南的百姓们都偷偷挂起了大明的龙旗，以为大明要复兴了。
可孙可望是个野心家，见李定国立了大功，心里嫉妒，想抢永历帝的皇位。他率军攻打李定国，两人自相残杀，南明的兵马损失惨重。清军趁机南下，瞿式耜率领残兵在桂林死守，城破后，他坐在府衙里，对着清军说“我是大明的兵部尚书，要杀就杀，别来劝降”，最后被清军斩杀在府衙的大堂上。
永历帝吓得像丧家之犬，从肇庆逃到桂林，从桂林逃到昆明，最后逃到了缅甸。缅甸国王见他是大明的皇帝，刚开始还挺客气，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可顺治十六年，吴三桂率领大军追到缅甸，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缅甸国王害怕清军，直接把永历帝绑了起来，送给了吴三桂。
康熙元年，永历帝被押到昆明的逼死坡。吴三桂劝他投降，他看着吴三桂说：“你是大明的臣子，怎么能背叛大明？”吴三桂被问得说不出话，下令用弓弦把他勒死在坡上的一棵老槐树下。永历帝临死前，望着北京的方向哭着说“大明亡了，朕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百姓”——他当了十六年皇帝，逃了十六年，最后还是没能守住大明最后的一丝气数。
永历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台湾时，郑成功正在攻打荷兰人占领的热兰遮城。他气得吐了血，却还是坚持指挥作战。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荷兰总督揆一签署投降书，带着残兵离开了台湾。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在台南建立了明郑政权，沿用永历的年号。他派人去大陆招募百姓来台湾开垦，教百姓们种水稻、甘蔗，台湾的田野里终于有了炊烟。
可郑成功的身体越来越差，隆武帝、永历帝的死，父亲的投降，像一块块石头压在他心上。康熙元年五月初八，他站在台湾的海边，望着大陆的方向，说“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然后闭上了眼睛，年仅三十九岁。
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继承了他的位置，继续在台湾抗清。康熙二十年，郑经病逝，儿子郑克塽继位。此时的明郑政权已经四分五裂，大臣们争权夺利，兵马越来越少。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派施琅率领水师攻tai，郑克塽年纪小，没什么本事，见清军势大，只能投降。
当施琅的战船开进台湾海峡时，台湾的百姓们都站在海边看。有人哭着说“大明真的亡了”，有人把家里藏着的大明龙旗拿出来，偷偷烧掉——从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到康熙二十二年明郑政权灭亡，大明王朝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列位看官，本书讲到这里，也算画上了**。从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到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从崇祯帝煤山自缢的悲凉，到史可法扬州殉国的壮烈；从南明诸帝的苟延残喘，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抗争，大明的灭亡，像一场浸满血泪的长梦。
有人说，大明亡于万历的怠政，亡于崇祯的猜忌；也有人说，亡于官员的腐败，亡于后金的强大，亡于流民的作乱。可不管怎么说，那些为大明战死的将士——袁崇焕、赵率教、史可法、李定国，那些坚守气节的百姓——扬州城里的张老汉、李寡妇，那些不愿降清的遗臣——郑成功、瞿式耜，都不该被忘记。
他们像黑暗里的点点星火，他们像黑暗里的点点星火，拼尽全力燃着自己，想照亮大明覆灭的路。可惜这星火太弱，挡不住八旗铁骑的铁蹄，也暖不了江南百姓的寒夜，最后只能化作灰烬，散在煤山的雪、扬州的血、台湾的风里。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郑克塽穿着清朝的官服，跪在北京太和殿的丹墀下。康熙帝玄烨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说“朕念你年幼，免你死罪，封你为海澄公”。郑克塽低着头，不敢看殿上的龙旗——那龙旗还是明黄色，可旗上的“明”字，早已换成了“清”。
消息传到台湾，台南的百姓们聚在郑成功的祠堂里，哭了整整三天。有人把郑成功当年割辫子的佩刀供在案上，有人捧着台湾的泥土，说“这是大明的土，不能让鞑子占了”。可哭完之后，还是得拿起锄头下地——日子总要过，只是再也没人敢在街头唱《桃花扇》，再也没人敢提“大明”二字。
南京的秦淮河畔，画舫依旧在飘，丝竹声依旧断断续续，可唱曲的妓女们再也不敢唱《长生殿》，只敢唱些“八旗兵威壮，江南换新天”的曲子。当年马士英卖官的府邸，成了清朝江宁织造的衙门；史可法住过的扬州箭楼，被清军拆了改成炮台，炮口对着长江，像是在防备那些不肯散去的大明魂。
北京的煤山，那棵老槐树还在。康熙年间，有个江南来的书生偷偷跑到槐树下，摆了一壶酒、一碗饭，对着槐树磕了三个头，哭着说“先帝，臣来看您了”。结果被巡逻的清军抓住，打了五十大板，流放宁古塔——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来煤山祭拜崇祯帝，只有老槐树上的疤痕，还在诉说着崇祯十七年那个雪夜的悲凉。
还有那些散落民间的大明遗臣，有的躲在深山里当道士，每天对着北京的方向磕头；有的在私塾里教小孩读《论语》，却不敢提“大明”的历史；还有的偷偷写下《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把清军的暴行记在纸上，藏在墙缝里，等着有一天能让后人知道——江南的血，不是白流的。
顺治年间，有个叫顾炎武的书生，从江苏昆山逃到陕西华阴，他看着华山的日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这辈子都没再做官，走遍天下，写下《日知录》，把大明灭亡的原因一条条记下来，想让后人记住“吏治腐败、百姓疾苦，是亡国的根”。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在华阴病逝，临死前，他让弟子把自己的骨灰带回昆山，埋在父母的坟旁——他到死，都想回到大明的土地上。
还有王夫之、黄宗羲，他们都是大明的举人，南明灭亡后，躲在湖南、浙江的深山里，写下《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说“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他们不敢用真名，只能用化名，把书藏在山洞里，等着“明夷”（指大明灭亡后的黑暗时代）过去，能有贤君来“访录”这些治国的道理。可直到他们去世，也没等到那一天——清朝的皇帝，早就把“文字狱”搞了起来，凡是提到“大明”“抗清”的书，都被烧了；凡是敢说清军暴行的人，都被砍了头。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去了明孝陵——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他对着朱元璋的墓碑磕了三个头，说“朕尊重明太祖，也尊重大明的江山”。可转身，他就下令把南京城里所有纪念史可法、黄道周的祠堂都拆了，把刻着“抗清复明”的石碑都砸了。百姓们看着清军拆祠堂、砸石碑，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夜里偷偷烧些纸钱，祭奠那些战死的大明忠臣。
乾隆年间，乾隆帝为了拉拢汉人，下令给史可法、黄道周、李定国等南明忠臣平反，说他们“虽为明臣，却有忠君爱国之心”。可他又下令，把《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列为禁书，说这些书“都是谣言，是反清分子编造的”。他还组织人修《明史》，把南明的历史写成“伪政权”的历史，把崇祯帝写成“昏君”，把清军入关写成“替天行道，拯救百姓”——历史，就这样被改得面目全非。
可江南的百姓们没忘。扬州城里，老人给小孩讲故事时，还会说“当年史大人在城头上，跟鞑子拼到最后一口气”；南京的秦淮河畔，妓女们偷偷教徒弟唱《桃花扇》里的“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台湾的海边，渔民们出海时，还会对着大陆的方向拜一拜，说“郑成功大人会保佑咱们”。
那些刻在骨血里的记忆，不是皇帝的一道圣旨就能抹去的；那些浸在血里的骨气，不是时间的流逝就能冲淡的。大明虽然亡了，可大明的忠臣、大明的百姓、大明的骨气，还活在江南的风里，活在汉家的血脉里。
列位看官，讲到这里，本书就真的结束了。从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到朱由检煤山自缢、大明灭亡；从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到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从万历年间的繁华，到南明的苟延残喘，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像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有辉煌，有悲凉，有忠臣，有奸佞，有百姓的苦，也有帝王的愁。
有人问，大明值得同情吗？崇祯帝猜忌多疑，杀了袁崇焕；弘光帝昏庸无道，丢了江南；南明的宗室们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可大明也有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有史可法“城在人在”的血誓，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有百姓们“宁死不降”的骨气。
或许，大明的灭亡是注定的——吏治腐败、天灾不断、外有后金、内有流民，像一座四处漏风的房子，一阵风就能吹倒。可那些为了这座“房子”拼尽全力的人，那些在“房子”塌了之后还不肯低头的人，才是大明真正的魂。
就像煤山的雪，每年冬天都会下，盖住那棵老槐树，却盖不住崇祯帝自缢的痕迹；就像扬州的血，早已被长江水冲走，却永远留在了江南百姓的记忆里；就像台湾的风，吹了几百年，还在诉说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
大明亡了，可大明的魂，没亡。
书归正传，咱们再讲别的故事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广州的城门。英国兵舰沿着长江往上走，路过扬州时，看见城墙上还留着当年清军轰开的缺口——那是多铎的红衣炮留下的痕迹，两百多年过去，缺口被砖石补了又补，却始终留着一道浅浅的凹痕，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城里有个叫史继祖的老人，是史可法的第十代孙。他拄着拐杖，站在缺口下，给围观的小孩讲“扬州十日”的故事。小孩们睁着大眼睛问：“史爷爷，史大人真的砍了好多鞑子吗？”老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块褪色的锦帕，帕子上绣着“城在人在”四个字——那是史可法战死前，贴身侍女给他绣的，后来侍女带着帕子逃了出来，传给了史家后人。
英国士兵看见这群人围着城墙，举着枪过来驱赶。史继祖把锦帕揣进怀里，挡在小孩身前，说：“这是大明的城墙，你们不能来撒野！”英国士兵听不懂他说什么，用枪托砸了他一下，老人倒在地上，嘴角流着血，眼睛还盯着城墙的缺口——他到死，都记得自己是史可法的后人，是大明的子民。
咸丰三年，太平军打进南京。洪秀全坐在太和殿里，改南京为“天京”，说要“推翻清朝，恢复汉家天下”。城里的百姓们以为盼来了希望，纷纷拿出藏在墙缝里的大明龙旗，挂在门口。可太平军进城后，却烧了明孝陵的享殿，砸了史可法的祠堂——他们要的不是“复明”，是自己当皇帝。
有个叫郑阿福的台湾人，是郑成功的第八代孙。他带着族人从台湾渡海来南京，想跟着太平军抗清，可看见太平军砸祠堂、烧龙旗，气得哭了：“郑大人收复台湾，是为了复明，不是为了你们这群乱贼！”他带着族人回到台湾，把家里藏着的郑成功的佩刀拿出来，每天对着佩刀磕头，说“郑大人，咱们错信了人，大明的仇，还得靠咱们自己报”。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被杀，临刑前他喊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声音，像极了当年黄道周在福州街头喊的“抗清复明，死而无憾”。有人说，谭嗣同是顾炎武的后人，他小时候读过《日知录》，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有人说，他是史可法的魂，是大明的忠臣换了个样子，来救这摇摇欲坠的江山。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站在太和殿的台阶上，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话，南明的忠臣们说了两百多年，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回响。南京城里的百姓们，拿出藏了几代的大明龙旗，和革命军的旗帜一起挂在街头，有的老人对着龙旗磕头，哭着说“先帝，史大人，咱们大明的江山，回来了”。
可孙中山先生知道，这不是大明的江山，是“中华民国”的江山。他派人去修缮明孝陵，去重建史可法的祠堂，还亲自给史可法的墓碑题字：“史忠正公之墓”——“忠正”是乾隆帝给史可法的谥号，可孙中山先生觉得，这两个字配不上史可法，他在题字旁边加了一行小字：“公之精神，永垂不朽”。
民国元年，北京的煤山改名叫“景山”。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明思宗殉国处”。有个从江南来的老秀才，带着一壶酒、一碗饭，坐在槐树下，一边喝酒一边哭，说“先帝，您看，鞑子被赶跑了，大明虽然没了，可中华还在”。他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槐树下睡着了，梦里看见崇祯帝穿着龙袍，站在煤山顶上，对着他笑——那是两百多年来，崇祯帝第一次笑。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开始侵华战争。南京城里，史可法的祠堂里挤满了人，有学生，有工人，有商人，他们对着史可法的画像宣誓：“宁死不当亡国奴！”郑成功的后人郑振铎，带着家里的藏书，从上海逃到重庆，他说“这些书里有大明的魂，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就像当年郑成功守护台湾一样，他在守护着中华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南京的太和殿改名叫“人民大会堂”，成了百姓们开会的地方；扬州的城墙被保护起来，缺口处立了一块石碑，写着“扬州十日殉难同胞纪念碑”；北京的景山成了公园，每天都有游客围着老槐树，听导游讲崇祯帝自缢的故事。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有人要去砍史可法祠堂的树，要去砸扬州的纪念碑，还要去刨明孝陵的坟。有个叫朱启秀的老人，是朱元璋的后代，他跪在明孝陵的门口，说“这是太祖皇帝的坟，你们不能刨”。有人要打他，他就趴在坟上，说“要刨就先刨我”——就像当年史可法挡在扬州城前一样，他在挡着大明的根。
1982年，明孝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人员在修缮明孝陵时，从地基里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大明江山，永固万年”——那是朱元璋当年建陵墓时埋下的，四百多年过去，石碑上的字还很清晰，只是“永固万年”四个字，早已成了泡影。
2023年，扬州的城墙下，有个小男孩拉着爷爷的手，问：“爷爷，城墙上的缺口是怎么来的？”爷爷蹲下来，指着缺口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史可法的大人，在这里跟坏人打仗，他拼到最后一口气，也没让坏人进城。”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张画，画着一个穿着官袍的人，举着刀站在城墙上——那是他在学校里画的，老师告诉他，这是民族英雄史可法。
南京的秦淮河畔，画舫上又开始唱《桃花扇》了。演员穿着明朝的戏服，唱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时，船上的游客都安静了，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有人跟着轻轻唱——他们或许不知道弘光帝的荒唐，不知道马士英的贪腐，可他们知道，秦淮河的水，流过了大明的繁华，也流过了大明的悲凉。
北京的景山公园里，老槐树下围满了人。有个导游拿着喇叭，给游客讲崇祯帝自缢的故事：“崇祯帝不是昏君，他只是生错了时代。他想救大明，可大明已经病入膏肓，他救不了。”游客们点点头，有人对着老槐树鞠躬，有人在树下放了一束白菊——那是给崇祯帝的，也是给大明的。
列位看官，讲到这里，本书才算真正画上了**。从1368年朱元璋登基，到1644年崇祯帝殉国，再到2025年的今天，六百多年过去，大明早已成了历史，可大明的忠臣、大明的百姓、大明的骨气，还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史可法的锦帕，郑成功的佩刀，顾炎武的《日知录》，还有扬州城墙上的缺口，煤山的老槐树，秦淮河的画舫，这些都不是冰冷的文物，是大明的魂，是中华的魂。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忠”，什么是“义”，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或许，大明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可大明的精神，永远不会灭亡。就像长江的水，永远向东流；就像泰山的石，永远立在那里；就像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永远流着大明的血，流着中华的血。
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