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九章：春天的信号

第二百零九章：春天的信号 (第1/2页)

“双轨”的共鸣在时光中持续发酵，如同武陵山深处两条并行延伸的矿脉，各自向着地心掘进，却共享着同一片大地母亲的心跳。进入1983年的春天，时代的信号变得愈加清晰而强烈，如同解冻的江河，裹挟着冰凌与泥沙，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拍打着所有或显或隐的堤岸。
　　
　　在701工程，“锚点”装置经过严格的环境适应性测试和长达半年的试运行，证明其设计达到了预期目标。那盏刺目的红色警示灯在数百个运行周期中，仅因一次真实的主电源瞬间浪涌而点亮过一次，机械计数器随之跳过一个数字。事件发生后，维护人员迅速排查，确认是外部山间雷电感应所致，主系统安然无恙。“锚点”的这次“首告”，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反而让操作和维护团队对这套极端简化的监护系统产生了初步信任——它确实能在最极端情况下，给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物理层面的警告信号，且自身未对主系统造成任何扰动。谢继远在工程例会上肯定了“锚点”的价值，同时要求技术部门以此为基础，着手研究下一步：如何在确保绝对隔离和安全的前提下，为“锚点”增加极其有限的、非连续的“状态快照”记录能力？比如，在警示灯点亮的同时，用最可靠的模拟电路“冻结”并保持住超限瞬间的关键参数模拟量，供事后人工读取分析。这个被称为“锚点-增强型”的构想，目标依然极为克制，但已开始触碰“记录与分析”的边缘。
　　
　　与此同时，“凝华”小组提炼出的三条极度抽象的技术观点，经过漫长而严苛的层层审查，终于获得了向上级“行业技术资料库建设办公室”报送的许可。报送材料被装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普通牛皮纸档案袋里，由专人取走。整个过程悄无声息，谢继远甚至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他清楚，这仅仅是第一步，那些剥离了所有血肉、只剩下骨架般的原则性描述，能否真的对他人有所启发，犹未可知。但这个过程本身的价值已然显现：它迫使701工程的技术核心层，第一次以“输出者”而非单纯的“守护者”视角，来审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尝试着进行艰难的“知识转化”。这种思维方式的微调，如同在致密的岩层中注入了一丝水汽。
　　
　　山外的世界，春风更为浩荡。在谢望城所在的“17号室”，变化的信号首先体现在信息流的质与量上。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国外技术资料明显增多，内容也从过去侧重基础理论和综述，开始出现更多具体的产品手册、应用案例甚至某些早期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影印件。所里新添置了一台用于处理仿真计算的微型计算机，并开始组织骨干参加部里举办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基础培训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追赶”的急切感。
　　
　　谢望城所在的高动态响应驱动预研小组，任务方向也发生了微妙调整。除了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和原理样机试验，组长开始要求大家更多关注“技术实现的工程化路径”和“关键元器件的国内可获得性及替代可能”。一次小组讨论会上，组长拿出一份某西方国家刚刚解禁的、关于高性能伺服电机驱动芯片的技术简介，问道：“如果我们未来要搞出东西，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这种芯片的核心难点在哪里？国内相关单位有没有可能攻关？或者，我们能不能绕开它，用现有的、相对落后的器件组合，通过控制算法的优化，实现类似性能的80%？哪怕只有60%？”
　　
　　这个问题让包括谢望城在内的年轻组员们陷入了沉思。他们之前更多关注的是“理想状态下能实现多高的指标”，现在却被拉回到“在现实约束下能做出什么”的层面。这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成本、供应链、技术自主这些更为沉重的问题。谢望城想起了父亲信中隐约透露的、在极端条件下对“可靠”和“可用”的极致追求，对组长提出的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开始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算法鲁棒性”和“对器件参数波动的适应性”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而不仅仅是追求纸面上的峰值性能。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一次全所范围的形势报告会。所领导在报告中，首次正面谈及了改革开放对国防科技工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提到，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和财政投入结构变化，完全依赖国家计划拨款的模式正在面临考验；部分军民两用技术领域，民用市场的快速发展正在倒逼技术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人才竞争的压力；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的窗口正在打开，但核心技术引进依然壁垒重重。“我们‘17号室’作为国家队，首要任务永远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将我们的技术积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同时也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顶天’的雄心，敢于瞄准世界前沿；也要有‘立地’的本事，能让技术落地生根，产生效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