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1章 雪下的火
第371章 雪下的火 (第2/2页)年轻工人压低声音。
“说是要谈企业改革，港口的人也会去。”
另一个年轻工人放下勺子。
“谁说的？”
“区委老安德烈，他在市苏维埃那边还有熟人。”
另一个人把勺子往盘子里一扔。
“改革改革，又是改革。”
桌边没人说话。
“他们嘴里的改革就是把我们的东西卖给外国人。”
“上次说调整，夜班补贴没了。再上次说优化，车间少了一半材料。这次他们要拿走什么？”
“别乱说。”彼得罗夫低声道。
“我乱说？”年轻工人眼睛发红，“那你告诉我，他们在冬宫里喝茶，为什么要谈企业？他们见过我们的车间吗？知道四号机床多久没换零件了吗？知道我老婆排三个小时队，最后只买到半袋土豆吗？”
桌边更安静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低声说：
“我儿子下个月托儿所还要交钱。”
这句话比骂声更加沉重。
彼得罗夫把手里的面包放下。
过了很久，他从旁边拿过一块硬纸板。铅笔尖落在纸上，却迟迟没有动。
年轻工人看着他。
“写什么？”
彼得罗夫没有回答。
最后，他一笔一画地写下：
别替我们决定。
年轻工人看了一眼，皱眉。
“太软了。”
彼得罗夫把纸板按住。
“我们不是去打架的。”
“那去干什么？”
“去让他们看看。”
他抬起头，眼睛里看不出有什么东西。
“让他们看看，工厂里还有人。”
“我们工人，还没死绝呢。”
港口附近的小办公室里，第三种消息又变成了第三种样子。
屋里拉着窗帘，烟味很重。
墙边堆着几只纸箱，里面有进口罐头、药品包装，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小商品。桌上摆着一台旧相机，旁边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外国手表。
皮夹克男人坐在椅子上，用小刀撬开一盒罐头，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又没什么胃口地放到一边。
他不在乎索布恰克，也不在乎丘拜斯。
他只在乎门。
列宁格勒到处都有门。
商店后门，仓库后门，港口后门，医院后门。
只要前门还在排队，后门就还有价钱。
这两年物资短缺越来越严重，正规渠道进不了的东西，就从他这里流通。
医疗耗材、食品罐头、电子产品零配件——只要有硬通货，什么都能从芬兰方向搞到，而且中间差价很可观。
日本人带来医疗物资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
现在又听说他们要谈食品供应和港口。
那就不是来看画的。
那些人在打算把他的门拆了。
手下站在桌前。
“要不要找几个人过去？”
皮夹克男人抬眼。
“过去干什么？”
“喊两句，让他们知道这里不是东京。”
男人没有马上说话。他把罐头盒翻过来，看了眼生产日期，又丢回桌上。
“喊可以，但别动刀。”
手下笑了。
“您还怕这个？”
男人看了他一眼。
“我怕蠢货。”
屋里一下子变得安静了。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台相机，推到桌边。
“明天冬宫那边会有人闹，你找个手稳的。”
手下低头看着相机。
“拍什么？”
“车，牌子，人脸，还有警卫的手。”男人说，“别拍得像旅游照。”
“如果能拍到日本人的保镖压制俄罗斯青年的画面，那最好。后天整个城市都会知道索布恰克在做什么。”
手下明白了几分。
“那要是日本人吓跑了？”
男人终于笑了一下。
“吓跑最好。不跑，也得让他们知道，列宁格勒的门口不是白走的。”
……
直到傍晚，消息才到了更高一层的地方。
谢尔盖·伊里奇·沃尔科夫的办公室在一栋灰色建筑二楼。
他今年五十八岁了，在这个体系里待了一辈子。
他管着四千二百名工人、三条生产线、一座配套的技工学校和两栋家属宿舍。
他不是工程师出身，是从团委一路上来的。知道哪些东西在文件上有用，哪些东西在走廊里有用。
今天下午，他从一个老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
老朋友在市苏维埃秘书处工作，级别不高，但位置巧妙——负责把上面的决定传达给下面的执行者。
消息很简单：索布恰克带着丘拜斯去了卡缅内岛，和日本人谈了将近两小时。港口、食品、造船研究所的人明天都会去冬宫。
沃尔科夫听完之后没有问第二遍。他只问了一个问题：“造船研究所去的是哪个级别的？”
“副所长。”
沃尔科夫挂了电话。
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停车场里那几辆旧车，其中的一辆灰色伏尔加是他的。
这台老伙计的发动机换过两次了，里程表也已经转了三圈，在这个院子里停了十一年。
然后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这座工厂没有一天是发不出工资的。
配额不够的时候，他打电话找部委。部委不接的时候，他去莫斯科。莫斯科不管的时候，他自己想办法。
因为他知道规矩。规矩是：工厂归国家，工人归工厂，工资归计划。
只要这条链子还在，他就是这四千二百人的头。
可如果链子断了呢。
如果有人走进来，说这座工厂值多少钱，这条生产线值多少钱，这些工人的劳动力值多少钱——
今天他们谈港口，明天就会谈造船厂。后天他们会问：你们的工程师，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沃尔科夫转身走回办公桌。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四声。
“格奥尔基，我是沃尔科夫。”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
“书记同志。”
“明天冬宫有一场活动。”沃尔科夫的语气很平淡，“外国财团的人会去。索布恰克和丘拜斯也去。他们在谈港口的事，也可能涉及造船。”
他停了一拍。
“有时候我就在想，工人有权知道自己的命运。”
格奥尔基沉默了几秒。“我明白了。”
“你什么也没有明白。”
“是。”
电话挂断。
沃尔科夫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通讯录，找到另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写在最后几页，墨水颜色比其他的都浅，像是后来加上去的。
他拨了过去。
“费多罗夫。”
“我是沃尔科夫，北方机械的。”
“嗯。”
“明天冬宫那个活动，警卫协调那边是你们的人在管吧。”
“怎么了？”
“听说可能有些工人想去递请愿书，学生也会有几个。”
“都是些年轻人，情绪激动。我想跟你说一声，不必太紧张。”
“什么意思？”
“意思是，让他们去。”
“让索布恰克自己看，列宁格勒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我知道了。”
沃尔科夫放下电话，关掉台灯，只留壁灯亮着。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八年前厂庆时拍的。
前排站着他和当时的厂长，后面是车间里的劳动模范们，每个人胸前都别着红花。
那时候，照片里的天空还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