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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6章 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

第546章 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 (第1/2页)

由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等原因,又由于南北朝时期,学分南北,师说多门,且大多义旨浅略,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不适应全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给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自汉末以降,天下分崩,经学亦随地域而裂为南北二宗。南学承魏晋玄风,重义理阐发,尚清谈简约;北学守汉代遗规,重章句训诂,尚质朴笃实。二宗相攻,如泾渭分明;诸师并立,若荆棘丛生。同一《尚书》,江南江北文字互异;同一《毛诗》,郑玄王肃释义相左。读书人皓首穷经,往往穷数年之力于一家之说,而与他师相遇,竟如异域之人,言语不通,义理相悖。加之历年战乱,典籍散佚,传抄讹谬,鲁鱼亥豕之误触目皆是,甚至有经生以误本为宗,递相授受,愈传愈讹,去圣人之旨益远。此诚如颜之推所叹:"校定书籍,亦何容易!"当此之时,经学非为济世之舟楫,反成惑人之荆棘;非为致治之圭臬,反为乱政之端倪。天下既归于一统,而学术犹裂于畛域,此诚盛世之隐忧,文明之痼疾。
  
  李世民深鉴其弊。这位以武功定天下的英主,深知马背上可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深知创业之艰难,更守成之不易。他目睹隋炀之失——恃才矜己,穷兵黩武,虽有文翰之盛,终致社稷之倾——遂以文治补武功,以学术固根基。即位未久,即着手经籍图书的整理工作,"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
  
  此"购募"二字,看似平淡,实则暗含雄图。李世民诏令天下,广搜散逸之书,无论秘藏于山岩屋壁,或流落於市井坊间,皆许以重价购求。有献书一卷者,赐绢一疋;献书十卷者,除授官职。又于弘文馆、秘书省增置楷书手数十人,皆择书法精工、心性谨严之士,令其端楷缮写,一字不苟。纸用硬黄,墨取松烟,装以缥带,签以玉轴。数年间,内府藏书之富,远超隋代旧观,群书略备,灿然大观。昔年战乱中焚于咸阳之火、沉于董卓之舟、散于侯景之乱的典籍,至此渐复旧观,如百川归海,万流宗岱。
  
  在国家经籍图书渐已完备的情况下,李世民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颜师古者,名籀,以字行,乃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之孙,家学渊源,精研诂训,于文字音韵之学尤为深湛。李世民素知其才,贞观四年,特诏于秘书省开设考经之所,赐以禁中藏书,许以遍览秘阁,更遣学士数人佐其事。
  
  颜师古受命,如履薄冰。他深知此非寻常校雠之役,乃一代文治之枢机,万世学术之准的。于是闭关于秘书省,日夕研读,广校众本。以江南旧本为底,参以北朝流传之卷;以石经遗文为正,辅以简册出土之字。一字有疑,则遍检群籍;一句不通,则博访通儒。遇南北文字歧异者,则稽其源流,辨其得失;遇诸师释义不同者,则衡其短长,择其善者。历时两年多,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最终完成了《五经定本》,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并于贞观七年开始向全国颁行,作为全国官学和私学的统一教材。
  
  此《五经定本》之问世,不啻为经学史上之一场革命。昔者南北对峙,学者各守师说,如楚河汉界,不可逾越;今者定本一出,天下奉为圭臬,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它结束经学内部南北宗派的长期纷争,使治经者有共同之文本,无疑义之字句,在经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影响所及,不止于有唐一代:唐代科举,明经进士皆据此本;宋代诸儒,程朱理学亦溯源于此。故谓其对唐代政治生活与学术发展以及宋代理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诚非虚誉。政治赖之以统一意识形态,学术因之而凝聚共识基础,理学由之而萌发新芽——此三者,皆定本之遗泽也。
  
  《五经定本》统一文字之后,义理之阐释犹未归一。诸家注疏,南北各异;师说传承,门户森严。学者虽持同一文本,而理解互殊,诠释各别,于致用仍多窒碍。李世民于贞观十二年,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孔颖达者,冀州衡水人,少师刘焯,于隋代已名重一时,入唐后更受倚重,为国子祭酒,领袖儒林。
  
  孔颖达承诏,会集天下儒士,于国子监设馆编纂。参与者有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等一时名宿,各以其专攻分任一经。其编纂之旨,在"疏不破注",以汉魏古注为宗,而辅以南北朝以来之新解;于诸说纷陈之际,务求折衷至当,归于一是。贞观十四年,编成《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卷帙浩繁,体大思精。后李世民下诏改为《五经正义》,"正义"之名,昭示其权威性与统一性,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全国性的教科书,明经科举考试皆以此教材为标准。自此以后,天下举子,同此义疏;郡县学官,共此讲授。学术之统一,至此而极。
  
  《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编订,在中国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前者定其文,后者明其义;前者同其形,后者一其神。文义兼备,经学乃成完璧。并且李世民对经义解释采取兼收并蓄多元性态度,非如后世之独尊一说、排斥异端。于《周易》,则王弼、韩康伯之注与郑玄之注并存;于《尚书》,则伪孔传与伏生今文共采;于《春秋》,则杜预、服虔之说兼收。此种开放胸襟,使唐初经学虽统一而不僵化,虽归一而不狭隘,因此,唐初经学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统一中有包容,整齐中有活力,此所以能开一代之风气,启后世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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