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三算结合”
第二十一章 “三算结合” (第1/2页)1974年的六月份，石队长搬进了新家。
新房清一式装了玻璃窗，在黄土墙上还刷了白色的石灰墙粉，非常的干净明亮。“兰纳得”已经会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她也很高兴，这房子比破旧的老房子不知道好多少呢。
石队长问了我几次，你搬过来吗？承业光桃住大厅右屋，我可以住左屋。我说，“我想住二楼。”
石队长笑了，“二楼还没有修造好，一个大通间。”
我真就上楼一看，好大的面积呀，崭新的地板，在上面可以翻跟头了，连翻几个都没有问题。
我问石队长，“那你住哪儿？”
他住在右后朝北一间。我说你应该住在前面的，可他固执得很，就是住北屋了。
我又去新的厨房参观，新打好的大灶，干干净净。最让我稀奇的是“自来水”。石队长在屋子后面，修出一条小渠，将泉水引过来，一根毛竹当作自来水管，对着厨房的大水缸，把竹筒拉过来，水就“哗哗”地向水缸注水，一会儿水缸就满了，再一拨竹管，水就流入下一段渠里。他们还在渠道的那头，修了一个可以洗衣服的坞。
我对这栋小“别墅”新鲜了两天，还没有觉得可以收起情趣，也就是第三天，光桃的肚子痛了。
那天，承业一早去公社开会，还不知道，他的儿子也急着要出来看看新屋，提前一周准备出生了。
接生婆是库前周家的一个女人，她手忙脚乱地准备着。石队长带着“兰纳得”去烧水，
只有我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切。
于是，接生婆就要我做她的助手。
我站在床沿边，看不敢看，说不敢说，动不敢动，傻乎乎地等着……她知道我慌手慌脚，什么也不会，就自己爬进床的里面，满头大汗地要光桃加油，还去掰光桃的腿。
光桃过一会儿就叫唤一阵，而且越叫越厉害，她们两个都早已是一头一身的汗。
只有我吓得两手冰冷，就想逃走。
接生婆大叫，要我学她的样，去掰开光桃的另一只腿，我抖抖索索地，不敢碰光桃，
但是光桃又阵痛了，她拼命地喊叫，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生婆又在逼我伸手帮助。
我给逼得胆子壮大了，也开始掰光桃的腿，她一叫就掰，一停就松开。我们几个就这么都在折腾着……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小小的婴儿头出来了……
接生婆大叫“好！加油！”
然后，她马上跳到床外，我赶紧配合，躲闪到床后。
她站在我的位置上，把消毒好的一包东西拿过来。光桃又一阵痛得拼命喊叫，最有意思的就是她自己去掰腿了……下一秒，孩子稀里哗啦滑出来了……一个男孩子……
“哇！哇！哇！”那声音在新屋子里回荡……
我忙着帮接生婆收拾床上的污血。
接生婆包好了剪下来的衣胞，再去给小婴儿洗澡，回头帮助光桃换衣服垫上草纸……好在她非常利索，动作又快又熟练，很有经验。光桃也是第二胎，生产过程一切顺利。不然摊上了我这么个笨蛋做助手，实在是碍手碍脚，什么也不会干。
我突然想起那个彭嫂，生孩子是她自己与那个十岁左右的女儿水莲……
我这个当老师的人，又一次受到刺激，惭愧呀，假如在大荒野里，人怎么样可以活着，怎么样可以活下去，我什么都不会……真真不及山里的一个孩子！
石队长的第一个孙子，大概觉得是我“接生”的吧，起名石方华，小名“周呀者”。
其实，我只是亲眼看着他来到了人世间。
他们一家高兴得了不得，抱着怕摔，捧着怕化的。光桃更是，从此就背在背上，舍不得放下了。
时间飞快，一个学期给我混过来了。
我“教”会了初一学生们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还有初二的指数。
对于二年级的算术，我也是马马虎虎地完成了一个任务：终于让他们背出了二十以内的加法。
就是一年级最糟心，孩子们勉强会读1到10，数数实物，掰掰手指头，但是都不会写。
这七个孩子中四个是男孩，那个站着吃奶的，我叫他“奶宝”。他吃了七年奶，真的耽误了他的智力发育，混在一年级里的他，大概只有两岁的智商，就会跟着瞎嘟嘟。
坐在他前面的是库前曾主任的小儿子。
曾主任和他的堂客都是正常智商的人，但是，听说他们是表兄妹结合。看来，近亲结婚真的是有问题。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曾红兵，我以前班上的学生，还算跟得上大家的学习，就是瘌痢头；老二是个聋哑人，天天在学校转悠，也想读书，可没有办法读。而这个老三，一头黑发，眼睛亮晶晶的，好像很不错。不过，一看到他写字，我就会头皮发麻。他握着一支笔，抖抖抖，抖了很久很久，抖出个1，连2也抖不出来。一个学期他就抖了一本子的“扭扭虫”。我只好叫他“曾宝”。
接着是个“哭宝”，叫他读，他哭，叫他写，他哭。
再一个男生，就是彭嫂的“爬门槛”了。想不到，他却学会了10以内的数，读与写都行，看来只有他可以爬过这个学习的“门槛”了。
还有三个女孩子，她们都乖得很，坐在“爬门槛”旁边的那个，你说什么，她都“嗯，嗯”地答应你，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在她后面的那个正好相反，一叫她，她就直摇头。还有一个会害羞，让她课堂上读读，她就一脸通红，读不出来。不叫她时，她常会插嘴，不守纪律的瞎说，倒是说得有模有样。
这七个孩子把我的心搅得天昏地暗，我只好向他们“投降”，一个学期的苦心，我输得连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了。
暑假里，我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李老师林老师都回家了，没有“会”开，我感到寂寞得很。
好在社会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公社的露天电影院好片子多起来了，不再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会放放《洪湖赤卫队》，《春苗》等电影。
有一部新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把一公社的人都吸引去了。
我们库前的几个人，赶了七里路，下午五点未到，就早早到了公社的露天广场，找了个好位置，等在那儿。
谭玲也来了，她挤过来，与我坐在一起。
闹哄哄的广场，我们想说几句话也说不成，用了吃奶的力气，拔出最高嗓音，贴着耳朵叫，也互相听不清楚。
谁知道，我们坐的位子太好了，快开映时，电影工作人员要我们前三排的人让出来，公社负责同志都要来看。于是，我们的好位置变成了最差的位置。
因为连最后一排也挤满了，电影队的一个人，觉得对不起我们，就去公社食堂搬来了好几条长板凳，放在银幕的背后，一个小斜坡上。
我们就转移去了那儿，看了一场“反面”的电影。不过一会儿，我们就习惯了，照样哭得稀里哗啦，手帕都是湿漉漉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电影结束散场。我们却有优势了，背面人少，一会儿就很悠闲地走在公路上了。我与谭玲各自要跟上老俵们回去。她只来得及告诉我，她已经办好了去成都的手续，要离开了。
一路上，我想着又一个好朋友要走了，忍不住眼泪直流。好几个库前的老俵，还有学生来劝我：电影只是电影，不要太伤心。我点点头，也不解释什么，就这么一路哭，一路走，让心里的不快流出去一点……
老任来了，公社那个专门负责知青选送大学的南昌下放干部，突然来库前蹲点。
我热情地拉她来我这儿住。
她是来了。
可我这个大傻瓜，一看到她就好像看到自己亲娘似的。对着她述说了我几次被选送大学，却没有成功的苦恼。
她皱着眉头听我唠叨，第二天，她就不来了，借宿在楼下诊所的小陆那里。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大忌，成了契诃夫笔下的“车夫”，被她抛弃了。
她哪愿意听一个失意人的话。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她愿意帮忙的人。可我快三年没有回上海，也实在没有东西让她感兴趣。
然而，不识相的我，还把自己一肚子的冤枉委屈“送”给她。
那时的我，不是个傻瓜也是个白痴！反正是真正的失去了一次机会。
我的心又一次沉入了迷茫之中，她的态度明确告诉了我，今年的选送是一个谜，其实，是一个有答案的谜。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李梁才老师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一张纸，写得言简意明。
一眼看到“建华”的称号，我敢看下去了。他说：上一封信可能太长，或许你没有收到。他又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能走到一起；他还说，一想到我们可以在冬天围着炭盆畅谈，在夏天可以去庐山畅游……就很激动……
我真的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苦思冥想，认真地思考这个事情。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很现实的抉择：假如我回了信，以后便有可能成为“李太太”，或许马上可以依靠李老师的后门，调去南昌，读书还是工作，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了。
假如我不回信，那就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打拼，来争取。但是，公社管知青招工上学的老任，她的态度已经在告诉我了，眼下要想选送大学，我还是没门，起码今年不可能。
但是，这个“但是”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痛心的，我与李老师没有感情呀！一共才见了两次，写了几封信，怎么就可以结婚？……小翠的婚姻，争胜的婚姻，我为什么都那么撕心裂肺般的难受，不就是因为他们是被铜臭出卖了？而我，也要那么把自己给卖了吗？
读大学是个愿望，一个纯粹的梦想，不过，我怎么能为了一个目的，或者说是一个愿望，去出卖了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呢？记得我曾经对孩子们说过，人是有动物的本性的，但是，只有懂得爱了，那才可以说是个人……
“愿做高山迎风草，不做金屋一枝花。”于是，我又坚定地把李老师的信收起来了。
不走这条路，那是我“花岗岩”脑袋中最倔的一部分。
（把后面的话提前十年来说：
1984年十月左右，我已经考上了大学，通过高考考进了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
在一次江西省的教育表彰大会上，我意外地碰到了李梁才老师，同时还有高安师范我的同事，曾老师两夫妇，他们都是音乐老师。
他们从李老师嘴里知道了，我就是那个上海知青，正是李老师念念不忘的人。曾老师他们就一起来责备我：“李老师十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你的无情！”
我这才知道，李老师还没有结婚。
可是，我已经有了儿子了。
我也这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花岗岩”脑袋；毅然决然地只顾及了自己的信念。我当时怎么就一点也没有为李老师想一想？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有一种相思可以坚持十年……而这十年是没有一点动静的？
不管怎么样，我很自责，我应该回信……他一直就是我心中最敬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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