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内阁大臣的警觉与懊悔
第15章 内阁大臣的警觉与懊悔 (第2/2页)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李东阳终于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在刘健和谢迁脸上扫过，语气平静道，“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想办法补救。”
刘健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要补救，问题是——怎么补救？
藩王已经入京了，边将已经入京了，勋贵已经入京了。
皇帝已经见过他们了，已经和他们谈过了，已经拉拢过他们了，木已成舟，覆水难收。
刘健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开口，声音沙哑而坚定：“大朝贺一结束，立刻让藩王、边将、勋贵返回各地。他们在京师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变数。”
“让他们回去，回到各自的封地、各自的边镇、各自的衙门里去。离京师越远越好，离陛下越远越好。”
这是第一步，先把这些人从皇帝身边弄走，切断皇帝和他们的联系。
皇帝在京师，他们在千里之外的封地和边镇，时间一长，那点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自然就淡了。
谢迁紧接着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三个人能听见。
“然后，把陛下接见过的勋贵、边将、藩王，一一弹劾、打压。”
他的目光变得冷厉起来，像是一把出鞘的刀。
“魏国公在南京守备任上四十年，我就不信他一点把柄都没有。南京守备虽然是个闲职，但四十年下来，什么事没有？贪墨军饷、私役士卒、结交地方——随便找一件，就能弹劾他。”
“定国公袭爵不过一年，根基不稳，随便找个由头就能弹劾。他刚袭爵，对朝中的规矩还不熟悉，对京营的事务还不了解。弹劾他‘不谙军务’、‘玩忽职守’，名正言顺。”
“李璇、汤绍宗、常复、邓炳——四个指挥使，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南京锦衣卫指挥使，芝麻大的官，随便找个御史递个折子，就能把他们撸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冷，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在朝中几十年，这些手段，他比谁都清楚。
边将就更不用说了，张俊在宣府打了四十年仗，得罪了多少人？
宣府镇的军饷问题、逃亡问题、边墙坍塌的问题——哪一件不能拿来做文章？
他一个人占了宣府镇总兵官的位置这么多年，底下多少人眼红？只要放出风声去，有的是人愿意递材料。
王玺是大同总兵，将门出身，根子深，不太好动，但也不是不能动。
大同镇的军饷拖欠了那么久，士卒逃跑了那么多，边墙塌了那么多处——这些事，总要有人负责。他王玺就算不是主责，一个“督管不力”的罪名，总是跑不掉的。
仇钺——一个冒名顶替的指挥佥事，真以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底细？江都仇氏？他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佣兵，冒了别人的名字，占了别人的职位，真以为能瞒天过海？
这种事，平时他们不提，是给他留面子。真要是撕破脸，仇钺连指挥佥事都保不住。
谢迁的目光越来越冷，嘴角甚至微微翘起，露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他在心里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过了一遍，每一个人都有把柄，每一个人都能动。
只要把他们打下去，皇帝就还是只能依靠文官，只能依靠内阁，只能依靠他们。
这天下，就还是文官的天下。
刘健看着谢迁，又看了看李东阳。
他的心里在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他知道谢迁说的有道理，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他也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弹劾魏国公，弹核定国公，弹劾开国功臣的后人，弹劾边关的将领——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为朝廷卖过命的人？
哪一个不是有功于社稷的人？
他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把他们拿出来当靶子打，真的对吗？
可他没有选择，他是首辅，是顾命大臣，是先帝托付的重臣。
他不能让文官百年的基业毁在自己手里，不能让武将和宗室重新崛起，不能让靖难之役和安史之乱的故事在大明重演。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读过的那些史书——藩王势大，则天下大乱；武将权重，则社稷倾覆。这是几千年的教训，是无数鲜血换来的道理。他们文官压制宗室、压制武将，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天下，是为了百姓。
刘健的声音沙哑而坚定，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这件事，我们不能不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朝廷，为了天下。藩王宗亲若是势大，靖难之役就会重演。边将勋贵若是势大，安史之乱就在眼前。武将不可信，宗室不可信，能信的就只有我们这些读书人。”
他顿了顿，目光在谢迁和李东阳脸上扫过，声音变得更加沉重：“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制度，我们不能让它毁在我们手里。”
他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一行字。他的笔迹很重，每一笔都像是要把纸戳穿。
“大朝贺后，即令藩王、边将、勋贵各回驻地，不得在京逗留。”
他写完之后，把那张纸推给谢迁和李东阳看。
两人看了一遍，都点了点头。谢迁甚至从袖中掏出自己的私印，在纸上盖了一个章——红色的印泥在白色的纸上格外醒目，像是一滴血。
刘健将那张纸折好，放进袖子里。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窗外的蝉鸣声依旧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意乱。
“我们都小看了陛下。”
他又说了一遍，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无奈，是感慨，还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敬畏。
谢迁坐在椅子上，想起弘治年间，朱厚照还是太子的时候，他曾经去东宫给太子讲过课。
那时候的朱厚照，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坐不住，听不进去。
他讲《尚书》的时候，朱厚照在玩笔；他讲《春秋》的时候，朱厚照在折纸；他讲《大学衍义》的时候，朱厚照干脆趴在桌上睡着了。
他以为这是一个不成器的太子，一个需要他们好好教导的储君。
他曾经私下对刘健说：“东宫好逸乐，恐非社稷之福。”刘健也叹气：“先帝仁德，可惜太子不类其父。”
可现在，他才发现——他们都错了。那个在他们面前装傻充愣的孩子，那个在他们课堂上呼呼大睡的孩子，那个被他们以为“不成器”的孩子，从始至终都在骗他们。
他在东宫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们，在了解他们，在琢磨他们。他让他们以为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让他们放松警惕，让他们以为可以掌控他。
然后，等他登基之后，他一出手，就打在了他们的七寸上。
谢迁的心里涌起一股寒意，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心机，这样的手段，这样的耐心——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东阳坐在椅子上，双手拢在袖中，目光低垂，看着桌面上的文书。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他的心里，比刘健和谢迁都要复杂。
他在想——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
是登基之后？
还是在东宫的时候？
还是更早？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弘治十六年的时候，他曾经去东宫给太子讲过一次课。
那天讲的是《资治通鉴》里的“贞观之治”，他讲了唐太宗如何听取臣下的意见，如何纳谏如流，如何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共治天下。
他讲完之后，朱厚照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问了一个问题：“李先生，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靠他一个人做到的，还是靠房玄龄、杜如晦那些人做到的？”
他当时回答说：“自然是君臣共治，太宗虽有雄才大略，但若无房杜等贤臣辅佐，亦难成贞观之治。”
朱厚照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那如果房玄龄、杜如晦死了呢？贞观之治还在吗？”
他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朱厚照没有追问，又低下头去玩他的笔了。
他以为那只是小孩子随口问的一个问题，没有放在心上。
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问题，不是随口问的。那个问题，是朱厚照在试探他，在试探所有文官。他在问：如果没有你们，我一个人能不能治理天下？
李东阳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
他在朝中几十年，见过太多的皇帝——英宗、景泰帝、宪宗、弘治帝。每一个皇帝都有各自的脾气，各自的喜好，各自的毛病。但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厚照这样，让他看不透。
那个十五岁的少年，坐在龙椅上，看起来和普通的少年没有什么两样。
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的东西，让李东阳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
那不是少年天子的意气风发，也不是初登大宝的紧张拘谨，而是一种——老练，一种只有经历过太多事情之后才会有的老练。
可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能经历过什么事情？
李东阳想不明白。他只知道一件事——他们不能再犯错了。
从五月二十九日到现在，他们每一步都走错了。
他们以为皇帝是孩子，可皇帝不是孩子；他们以为皇帝需要他们，可皇帝不需要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在掌控局面，可局面早就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大朝贺之后，尽快把藩王、边将、勋贵送走，然后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窗外的蝉鸣声忽然停了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值房里安静极了，只有三个人的呼吸声，在闷热的空气中缓缓流淌。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他在想——大朝贺是明天，七月十五。
明天之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了。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明天一定不会太平。
谢迁坐在椅子上，目光穿过窗户，望着外面的天空。
他在想——那个十五岁的少年，明天会做什么？会在朝贺大典上说些什么？
李东阳坐在椅子上，双手拢在袖中，目光低垂，看着桌面上的文书。他在想——新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值房里安静了很久，三个大学士，三种心思，三份不安。窗外的蝉鸣声又响了起来，吵得人心烦意乱。
刘健终于睁开眼睛，站起身来。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很大力气的事情。他整了整衣冠，看了看谢迁，又看了看李东阳。
“走吧，”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是大朝贺，不能出差错。”
谢迁和李东阳也站起身来，三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出内阁值房，沿着廊道向外走去。
廊道里的阳光刺眼而灼热，照在他们身上，像是在拷问什么。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有脚步声在红墙黄瓦之间轻轻回荡。
刘健走在最前面，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瘦削。
谢迁走在中间，脚步比来时沉重了许多。
李东阳走在最后，双手拢在袖中，步伐不紧不慢，和来时一模一样。
没有人再说话。
廊道里只剩下三个人的脚步声，在红墙黄瓦之间轻轻回荡，像是三声叹息，被七月的热风吞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