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变相收回权贵官员土地，再延三百年大明国祚
第138章 变相收回权贵官员土地，再延三百年大明国祚 (第1/2页)朱厚照在承天殿东暖阁里独自坐了许久，地龙里的炭火已经烧过了最旺的那一阵，此刻正以一种稳定的、几乎察觉不到的速度在缓慢地消耗着。
暖意从金砖地面下渗上来，包裹着他的脚踝和小腿，但他感觉不到那股暖意。
他之所以让一众藩王宗亲、文臣武将勋贵有机会出海封邦建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何才能够尽可能地延长大明的国祚。
这个问题，他前世在天上飘荡了数百年的时候，曾经反反复复地想过无数遍。
那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皇帝，不再是一个需要每天批阅奏章、接见臣工、处理军国大事的人。
他只是飘在那片无边的虚空里，像一个旁观者，看着地面上那个他曾经统治过的帝国，一步一步地走向它最终的结局。
他看到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看到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看到吴三桂打开山海关，看到建州铁骑跨过长城。
他看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看到那些曾经繁华的江南城市变成屠场，看到那些曾经在朝堂上引经据典的文官们跪在清军将领面前剃发易服、口称“奴才”。
他在天上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问题反复浮现，像一根扎在肉里的刺，拔不出来，也按不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
他看过很多书，那些书有的写于他活着的时候，有的写于他死后几十年、几百年。
那些书里有很多种解释，有的说是崇祯皇帝昏庸无能，有的说是文官集团腐败透顶，有的说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有的说是农民起义军太过凶猛。
但他在天上看得久了，慢慢发现那些解释都不够彻底。
那些解释说的是“怎么发生的”，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会发生”。
它们在描述症状，却没有找到病灶。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词。
那个词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说的，是几百年后的一个人说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记不太清了，但他记住了那个词——“王朝周期律”。
他一开始不太理解那五个字的意思。他在天上飘着，反复琢磨了很久，然后他渐渐想明白了。
王朝周期律，说到底就是土地兼并周期律。
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经过战乱，人口减少，大量土地无主，新朝开国皇帝把土地分给百姓。
这时候百姓有田有地，能吃饱饭，社会安定，人口增长，国力上升。
这是王朝的第一阶段，上升期。
但随着时间流逝，那些靠着军功封侯、靠着科举做官、靠着经商致富的人，开始用各种方式把百姓的土地一块一块地买走、占走、抢走。
他们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不合法的，有的合法与不合法之间隔着一层模糊的灰色地带。
不管方式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土地在不断地从多数人手里流到少数人手里。
百姓失去土地之后，就变成了佃农，租种那些权贵官员的地。
地租一年比一年高，收成一年比一年不稳定，年景好的时候勉强能糊口，年景差的时候就得借债度日。
借了债还不上，地就没了，人就变成了流民。
流民没有根，没有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四处游荡，靠打短工、乞讨、偷窃为生。
他们的数量在和平时期缓慢增长，在天灾时期急剧膨胀。
旱灾来了，粮食歉收，流民吃不上饭，就开始抢。
抢粮仓、抢富户、抢过路的商队。
抢得多了就成了盗匪，盗匪多了就成了农民起义军。
起义军一旦壮大，就开始攻城掠地，推翻朝廷。
这就是他在天上看到的逻辑链条。
土地兼并是起点，流民是中间环节，农民起义是终点。
而那个终点一旦到来，就是改朝换代。
他在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心里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就有了答案。
不是后世崇祯昏庸，不是文官腐败，不是天灾人祸，甚至也不是农民起义军太厉害。
那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底层的病灶是土地。
百姓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就要造反。
造反的人多了，朝廷就压不住。
朝廷压不住，就要灭亡，就这么简单。
朱厚照睁开眼睛，目光落在那碗已经凉透了的茶上。茶汤表面凝着一层薄薄的油膜，在从窗棂间漏进来的日光下泛着黯淡的光。
他看着那碗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碗端起来又喝了一口。
苦涩的味道在舌尖上蔓延开来，比方才更加浓烈，像是那些已经沉淀了太久的念头正在重新浮上来，搅动着那些早就已经凉透了的水面。
土地兼并这个问题，在他前世的大明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些藩王、勋贵、文官、宦官，每一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圈占土地。
他们有的用合法的途径——朝廷赐田、购买田产、开垦荒地，把一块一块的土地划入自己的名下。
有的用不合法的途径——强占民田、伪造地契、贿赂地方官篡改鱼鳞册，把那些原本属于百姓的土地变成自己的私产。
他父皇弘治皇帝在位的时候，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些文官们也不是没有上过奏疏，那些御史们也不是没有弹劾过。
但他父皇太仁厚了，他总是想着“以和为贵”，总是想着“不要把事情闹大”，总是想着“给那些大臣留几分体面”。
所以他父皇在位十八年，土地兼并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等到他登基的时候，大明的土地已经被那些权贵官员圈占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江南的良田，有一半以上不在百姓手里；北方的平原，那些最好的地已经被藩王和勋贵瓜分殆尽；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每一个省都有大片的土地被那些世家大族用各种手段收入囊中。
而登基以来，也做了一些事来缓解这个问题。
比如，他把张家兄弟的田产抄没了，分给了无地的百姓；他把福建全省士绅的田产没收了，也分给了无地的百姓。
那些田产加起来有几十万亩，甚至数百万亩，确实让不少百姓有了立足之地。
但他心里清楚，那些都是治标，不是治本。
张家兄弟和福建士绅的田产虽然多，但和全国被兼并的土地总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江南、湖广、江西、四川、河南、山东，那些地方的权贵官员们手里握着的土地，比张家和福建加起来还要多出几十倍、上百倍。
他不可能把每一个权贵官员都抄家，如果他那样做了，他就不再是皇帝了，他成了天下所有权贵官员的公敌。
那些人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阻止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拉下马。
他手里虽然有军权，有锦衣卫，有东西厂，但如果天下所有的权贵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他就算能镇压一时，也镇压不了一世。
所以他需要一种更巧妙的方法，一种不会引起大规模反弹的方法，一种让权贵官员们心甘情愿地把土地交出来的方法。
他想了很久，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他想过很多种方案，每一种都在脑海里反复推演过。
有的方案太过激进，会引起剧烈反弹；有的方案太过温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的方案看起来可行，但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无数无法预料的困难。
直到他重生之后，坐在龙椅上，看着那些藩王、文官、武将、勋贵，看着他们手里的土地和财富，看着他们世代传承的基业和根基，他才渐渐把那幅拼图的最后一块放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出海建国。
如果一个人要出海建国，他就不需要在大明国内保留大量的土地了。
那些田产、庄田、商铺、盐场、茶山，他带不走，留在大明国内也无人打理。
与其让它们荒废，不如卖给朝廷，换成一笔可以随身带走的银子，然后用在购买船只、人口、工匠、农具、种子上。
这就是他给天下权贵官员们开的那个口子：你可以出海建国，但你需要把你在国内的土地卖给我。我不强求你卖，但我给你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理由。
你留在国内，再大的官职，再多的土地，也不过是个臣子。你出海了，你就是王，你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是王。这个诱惑，比任何钱财都大。
他会让那些人自己算这笔账：国内的土地，虽然每年有地租收入，但那点收入和出海建国之后的收益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与其守着那些每年产出有限的地租过一辈子，不如把它们换成船只和人口，去海外开创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基业。
而且，这个口子一开，他就不需要亲自去征收那些土地了。
他不需要下旨强行收回权贵官员的田产，不需要派锦衣卫去抄家，不需要冒着引起天下动荡的风险去推动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他只需要把“出海建国”这个选项摆在那里，让那些权贵官员们自己做出选择。
当他们决定出海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来找朝廷，主动把田产和商铺折价卖给朝廷，主动清点自己的家底，主动变卖那些带不走的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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