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站住脚

第11章站住脚 (第1/2页)

关爷把地下赌场外围安保的活正式交给了陆川。
　　
　　不是池袋那间老场子。那个场子有老周老孙小许盯着，运转了八年，每一张麻将牌都被磨圆了角，每一块榻榻米都被踩出了人形凹痕，不需要大动。关爷给的，是一个新场子。
　　
　　地点在歌舞伎町二丁目，一栋五层旧楼的四楼。这栋楼建于昭和四十三年，外墙贴着的棕色瓷砖已经掉了好几块，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水泥。楼下是柏青哥店，整日整夜响着弹珠的撞击声和电子音乐，声音大得能穿过楼板传到四楼。隔壁是录像带租赁店，门口贴着过气女星的海报，边角被雨淋得卷了起来。对面是情人旅馆，招牌上写着“ホテルパラダイス”，霓虹灯管是粉红色的，其中“パ”字的灯管坏了半截，一到晚上就闪个不停。往东走两百米是区役所大道，夜里人流量比池袋密三倍，到处是喝醉的上班族和踩着高跟鞋的陪酒女。
　　
　　这栋楼的四楼原来是家录像带租赁店。老板是个姓中村的日本人，去年开始迷上了赌马，先输光了店里的营业额，又借了关爷赌场的高利贷。利滚利滚了大半年，最后连录像带的押金都还不上。他跑路那天把店里所有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电视机、录像机、货架上的录像带，连柜台的抽屉都撬走了。只留下满地凌乱的线缆头、几个空的录像带盒，和一面被砸碎了一角的落地镜。关爷收了押金抵债，把店面改成赌场。
　　
　　陆川去看场子那天是四月初。走廊里还残留着录像带租赁店的气味——塑料、灰尘、和某种说不清的化学清洁剂味道。地板上黏着一截截透明胶带，墙角堆着装满空录像带盒的纸箱没来得及清走，天花板的日光灯管有三根，其中两根坏了，剩下那根一亮一灭地跳。落地镜的碎片溅了一地，映着窗外的灰白色天光。
　　
　　“这场子比池袋小一半，”老马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录像带盒，“关爷说位置好。地铁新站一开，这栋楼的租金能涨五成。赌场是幌子，真正值钱的是楼上那几间房。”
　　
　　“楼上那几间住的是谁？”
　　
　　“房东住在顶楼。三楼是仓库，二楼是柏青哥店的办公室。关爷把整栋楼的租赁权都拿下来了——中村那家伙跑路的时候签的，拿赌债抵了十年的租约。关爷说这栋楼以后归你管。四楼赌场，五楼可以改办公室，三楼给你放东西。你自己掂量。”
　　
　　“安保呢？”
　　
　　“从池袋抽几个老手过来，关爷说你自己挑。新人自己招——码头那边有几个手脚利索的，工地也有几个不想扛水泥的。你看着办。”
　　
　　陆川在四楼走了一圈。窗户朝向巷子，从窗口能看到对面情人旅馆二楼的窗户，粉红色的窗帘拉着，窗帘后面有个模糊的人影在打电话。楼下柏青哥店的电子音乐咚咚咚地敲着楼板，和远处区役所大道的车流声混在一起。他把每个墙角都检查了一遍：窗锁是全的，但有一扇关不严实。后门通向消防梯，铁门上的锁是新换的，钥匙只有一把，在关爷手里。地板是木质的，有几处被水泡过发黑鼓起。天花板上的电线走明线，有一处接头松了，垂下来一根剥了皮的电线在日光灯管旁边晃荡。
　　
　　“这地方要整。”他对老马说。
　　
　　“你说。”
　　
　　“窗户加锁。后门换电子锁。地板泡烂的地方刨了重铺。明线全部走暗线，找中国电工，别找日本人。四楼和一楼之间的楼梯加一道铁栅栏，钥匙只给安保和关爷。监控摄像头装三处：正门、后门、楼梯口。摄像头我不买新的——池袋那边不是有两台旧的？搬过来先用。镜头擦干净，糊着灰的比没装更糟。”
　　
　　“还有个问题。”老马把叼着的烟从左边换到右边，“陈金龙的人在楼下转了两次。没上楼，就在柏青哥店门口站着抽烟。”
　　
　　“什么时候？”
　　
　　“上星期三和昨天。同一个人，光头，脖子上有疤。他两次都假装在打小钢珠，但眼睛往上瞟——不是瞟柏青哥，是瞟这栋楼的窗户。他在摸这栋楼的底。”
　　
　　“叫铁锚过来。”陆川说，“码头那边的人。”
　　
　　铁锚是码头装卸工的领班，块头比阿龙还壮一圈，两条胳膊上全是码头吊车钢缆磨出的硬茧。他是山东人，老家在威海，偷渡来日本之前在青岛港扛了十年麻袋。关爷说他能打，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忍。有一回他在码头被日本工头扇了一巴掌，没还手，后来那日本工头的自行车胎被人放了气，至今不知道是谁干的。铁锚带了五个人从码头过来。五个人都是码头工出身，个个肩宽臂粗，手掌上全是吊车钢缆磨出来的老茧。他们的手指又短又粗，握拳头的时候像五颗被铁链拴在一起的铅球。
　　
　　陆川给他们分配了任务：两个负责守前后门，一个负责场内巡逻，两个负责消防通道和应急。铁锚自己机动——赌场开业头三个月不准请假，不准在岗喝酒，不准跟客人赌钱。铁锚听完这三条规矩，把安全帽摘下来夹在腋下，用山东话问了一句：“陆哥，俺们以前在码头扛货，日出扛到日落，没人教过规矩。你说这三条，第一条是该守的，第二条是该忍的，第三条是为啥？俺们又不赌。”
　　
　　“不是怕你们赌，是怕你们不赌。”陆川说，“你站在赌桌旁边看三个月，天天看别人赢钱，你的手就会痒。一痒就想试，一试就收不住。我不需要你们能赢钱，我需要你们能站着。站着把钱守住了，比什么都强。”
　　
　　铁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后来他在四楼站了两年岗，没摸过一次筹码。
　　
　　四月的第二个星期，赌场装修完毕。阿绣带人把地板刨了重铺——他在温州老家的建筑队干过木工，知道怎么把受潮发胀的木板撬起来、怎么在龙骨下面垫防潮毡、怎么把新木板拼得严丝合缝。由纪给了他几块银座西装店装修剩下的边角料，他把它镶在吧台前面做踢脚板，木纹拼成人字形，比市面上任何装修队的工艺都好。
　　
　　海生负责监控。他把池袋换下来的旧摄像头拆开清灰，用棉球蘸酒精把镜头擦得锃亮，又在每个摄像头旁边加装了一个不起眼的铁片——用来挡雨。他说摄像头不怕灰，怕水。四月的东京雨水多，水渗进镜头里，图像就糊了。还在楼梯口铁栅栏的合页上抹了厚厚一层润滑油，这样栅栏开合的时候不会发出声响——防止有人半夜摸进来的时候听不到。
　　
　　赌场的格局和池袋类似：四张麻将桌排成一排，墨绿色的绒布是阿绣亲手绷上去的，四角拉得笔挺平整。骰子区和花牌区各占一角，地上铺着从关爷那里搬来的旧榻榻米。金库在最里面，是一间由杂物间改造的小房间，墙是水泥的，门是铁质的，电子锁的密码每周换一次。海生在金库门口装了一面凸面镜，角度调了三遍，确保站在吧台后面能看到金库门的全貌。
　　
　　靠墙边是吧台。花姐烧水泡茶，面前摆着一排啤酒和几瓶廉价威士忌。她每天下午五点到，凌晨三点走，中间只在后半夜没什么赌客的时候趴在吧台上眯一刻钟——不是真困，就是想闭闭眼。后来她让海生掐着时间，三点钟一到，不管有没有客人，准时收工。
　　
　　开业前一天晚上，陆川把所有人召集在四楼。阿龙坐在最靠近门口的高脚凳上，背挺得笔直，手里端着一杯凉水。阿虎盘腿坐在骰子区的旧榻榻米上，后背靠着墙，膝上摊着那本被翻烂了的摩托车杂志。海生趴在吧台边，面前摊着筹码兑换记录，手里攥着笔。铁锚和五个码头工坐在后排的折叠椅上，安全帽放在脚边。老周从池袋过来帮忙带新人，正给几个年轻人讲赌客偷牌的十种手法。他讲到第六种的时候阿虎竖起了耳朵——那个手法是他第一次听，叫“二郎神的袖子”，赌客把牌藏在袖口褶皱里，翻手的时候牌滑出来，动作比翻书还快。
　　
　　花姐用开瓶器撬开几瓶啤酒，给大家助兴。泡沫涌出来沾湿了她的手指，滴在吧台上的筹码兑换记录上。海生用袖子擦掉泡沫，继续写字。
　　
　　陆川站在麻将桌旁边，背靠那扇能看到对面情人旅馆的窗户。粉红色的霓虹灯光从他肩膀上漏过来，在麻将桌的墨绿色绒布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边。
　　
　　“明天开业。关爷把场子交给我们——这个场子的钥匙在我手里，但场子是大家的。规矩关爷讲过了——不碰毒品、不碰军火、不杀警察。这三条我不会重复。我只讲我自己的规矩：第一条，场子里不准自己人赌。第二条，动手是最后一个选项。先说话，再递烟，再说规矩。三样都不管用了，再动。第三条，任何人动了手，不管输赢，当天晚上必须向我报告。不是为了追责——是为了善后。你动了手，对方可能明天叫人来找回场子。我必须知道他们是谁、几个人、什么来路。什么都不知道，天亮了我们的人就得吃闷棍。”
　　
　　他顿了一下。“开业前三个月，安保三班倒，一班四个人。阿龙负责前门和楼梯口，阿虎负责场内和后门，铁锚负责应急。所有进出的人都要检查——不是查身份，查违禁品。这里的违禁品就三样：刀、枪、粉。发现了不声张，把人请到后门走廊让他走，下次不准进。明天晚上，我会站全场。大家早到。”
　　
　　开业那天是周五。下午六点，阿绣把麻将桌的绒布又绷了一遍，检查每一张牌是否码放整齐。他用自己的缝纫水平来要求赌桌——线不能歪，角不能翘，绒布上不能有一根线头。海生把摄像头全部测试了一遍，确认画面清晰、角度无盲区。他站在吧台后面看监控屏，能同时看到前门、后门和楼梯口三个画面。铁锚和五个码头工提前一小时到岗，在前后门和后门走廊分别站好位置。
　　
　　傍晚时分，陆川第一个到。他把帆布包放在吧台后面的储物柜里——包里有桥的地契、关爷给的干枣、老陈给的煤精布袋，还有那把军用匕首。他把储物柜锁好，钥匙放进裤兜，然后站在门口等。
　　
　　晚上七点开门。第一批客人是关爷介绍来的老赌客。他们从池袋转移过来，夹着报纸包着的现金，有的还戴着安全帽——是刚从工地收工直接过来的。他们进门前都抬头看了一眼那块刚挂上去的木质招牌（是阿绣用一块废料刻的，上面只写了一个字——義），然后推开门，闻到新装修的木头味和榻榻米草席的清香，点点头，像走进自己家一样自然地坐到了麻将桌边。
　　
　　第二批客人是附近下班后顺着柏青哥店的弹珠声摸上来的上班族。他们西装革履，手里还提着公文包，进门前先探头探脑地往里面张望。阿龙站在门口，不卑不亢，说一句“欢迎”，把人请进来。进来的人一坐下就开始解领带，像脱掉一层工作时的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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