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银座

第27章 银座 (第2/2页)

它们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是如何获得的呢？我想，这应该从日本的文化中寻找内因。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则是一个“忠”字。“仁”有客观的道德标准。不仁不义的事，虽父母，上司叫你去做，也决不会做。“忠”则不同，它只讲服从，不讲评判。再不仁不义的事，只要上司说了，就是赴汤蹈火，也必须完成。
　　
　　若非在哲学上有过十年寒窗的研讨或者饱受人间的创痛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一般的人，对于“仁”字的理解总是模糊的。因此，实施起来困难太多，用现在话讲，就是操作性差。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典型的“仁”。但正是这个“仁”，导致了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诉诸武力，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不均”的问题。穷在一起，相安无事。有穷有富，社会就不安定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其共产主义思想吻合了孔子的“仁”思想，要富一起富，要穷一起穷。须知人类社会中，绝对的平均思想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人人都想当这个***，这个单位肯定就乱套了。社会财富如果平均分配，就人人都没有创业的动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某些人手上就像权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一样，这种“集合”效应的产生，既是一种管理，也是一种优化的过程。
　　
　　所以，从国家治理来看，“仁”的思想适合一种福利制度的建立，却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创造。
　　
　　“忠”的思想在孔子那里也是有章可循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我们曾批判，这是一种愚忠。其实，忠和愚是不可分的。忠者若不愚，忠起来就会很难受。我们常常说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实，那是最典型的愚忠。
　　
　　日本的企业界，也是渗透了这种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的一个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企业的领导实施的也是家族式的管理。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或可再将中日两国的家族财产继承制再来一个比较。中国的家族财产，是由几个儿子平均分配继承的。一位父亲奋斗了一辈子，成了一位富豪，死前把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儿子。结果，一位富豪换回了几户殷实人家。再奋斗，再分配。如此循环，导致中国的富豪都只能风光一阵子而不能产生更大的富豪。日本则不同，它的家族财产只由长子继承，弟弟一成年，就必须离开家，独自出外谋生。这样导致了日本家族的血缘关系淡薄。这种财产承袭制有两个好处，一是上辈创造的财富没有分流，永远处在一个积敛和发展的过程，有利于大财团的建立与发展；二是使每一个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家庭的弟弟们都有着强烈的创业精神。这些弟弟们离开故土和亲人，投身到新的地方，新的经济实体中，凭借着从祖辈中袭下来的那一个“忠”字，开始新的创业的历程。所以，日本的人口永远在流动，精英阶层永远都能得到补充。明治维新以后，许多日本家庭的弟弟们都纷纷背井离乡，离开土地的束缚，进入到蓬勃发展的实业界。他们离开了血缘的家族，然而又参与或组建经济的家族。弟弟们在血缘关系的家族不能获得财富，却能在经济关系的家族中实现抱负，甚至能超过哥哥所继承的家产。这种为满足成功欲而产生的奋斗精神，是日本企业发展的长久的驱动力。
　　
　　由于家族的内涵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视和扩张，导致日本企业的凝聚力的大幅增长。我想除了政府的支持外，这也是日本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到现在，日本人还经常以“我家”来称自己的公司。可见，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效忠之深。
　　
　　在银座，我们漫无目的地逛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穿越一座又一座高楼，等于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家族。领导这些家族的酋长们，像蜘蛛织网一样，始终充满信心的，锲而不舍地编织着他们的未来之梦。他们有一种大师具有的才智，怀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化腐朽为神奇，凝聚所有的日本的智慧，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财富。
　　
　　银座街头，也有不少的艺术馆，我进去过两三家，但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世界级的经济艺术大师们的不朽之作，在银座随处可见。虽然，这些大师们并没有留给我们一个令人尊敬的道德化形象，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
　　
　　1996年9月5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