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九章 错误的释放

第二百三十九章 错误的释放 (第1/2页)

1984年9月14日，罗斯托夫中央市场。
　　
　　那天是星期五，市场里人很多。摊位上堆着当季的蔬菜和水果，小贩们扯着嗓子吆喝，顾客在摊位之间挤来挤去。空气中混着黄瓜的清香、鱼摊的腥味和人群身上的汗味。
　　
　　区段巡查员亚历山大·扎诺索夫斯基上尉穿着便服，在市场里转。他今年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在罗斯托夫市内务局干了十几年，对市场这一片很熟悉。
　　
　　每到星期五下午，他都会来这儿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扒手、投机倒把的，或者别的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大约下午两点钟，扎诺索夫斯基注意到一个中年男人。
　　
　　那人五十岁上下，穿一件深灰色夹克，戴一副金属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老式公文包。他不在任何一个摊位前停下来买东西，而是在人群里来回走动，目光不断地扫向路过的年轻女人。
　　
　　他试着跟几个女人搭话，有的女人白了他一眼走开了，有的加快了脚步。
　　
　　他还跟一个看上去像是外地来的年轻女人在公交站台附近站了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凑得很近，手插在口袋里，姿态很不自然。
　　
　　扎诺索夫斯基走过去，亮出了证件。
　　
　　“同志，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
　　
　　中年男人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他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给扎诺索夫斯基。工作证上写着：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罗斯托夫生产联合体“特种能源自动化”公司，供应科科长。
　　
　　扎诺索夫斯基看了一眼工作证，又看了看这个人。一个供应科科长，为什么在工作日的下午跑到中央市场来，在女人堆里转悠？他决定把人带回局里问问。
　　
　　奇卡提洛没有反抗。他很顺从地跟着扎诺索夫斯基穿过市场，走到附近的一个民警执勤点。
　　
　　在执勤点的值班室里，扎诺索夫斯基打开了奇卡提洛的公文包。
　　
　　包里的东西，他后来在报告里写得一清二楚：一把折叠刀，刀刃大约十厘米长；一罐凡士林，还剩大半罐；两卷绳子，每卷大约一米五长；一条叠好的毛巾；还有几份采购单和一本笔记本。
　　
　　扎诺索夫斯基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他看了一眼奇卡提洛，奇卡提洛看着墙，什么也没说。
　　
　　“这些东西，你带在身上干什么？”
　　
　　“工作用的。”奇卡提洛说。
　　
　　“刀和绳子也是工作用的？”
　　
　　“我是采购员，有时候要去仓库，刀用来拆包装。绳子绑东西。”
　　
　　扎诺索夫斯基没再追问。但他将信将疑，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看着不像什么正经采购员该带的。他给局里打了电话，让派人来把人带走。
　　
　　奇卡提洛于是被带到罗斯托夫市内务局的一个临时羁押室里。按照当时的程序，这种因为“可疑行为”被拘留的人，通常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决定是否立案。
　　
　　但奇卡提洛的情况特殊，他身上带着刀和绳子，在公共场所骚扰女性，这些行为本身够不上刑事立案，但又不至于直接放走。
　　
　　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内务局的一名侦查员，他翻了翻奇卡提洛的档案，发现这个人没有任何前科，工作单位是正经的国营企业，职务是供应科科长。档案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也没有任何精神病史的记载。
　　
　　于是这名侦查员做了例行的询问笔录。奇卡提洛坚持自己只是去市场办事，那些东西是工作用的。他不承认骚扰任何女性，说那些女人“误会了”。
　　
　　问完之后，侦查员决定做一件事。
　　
　　按照专案组的规定，所有因可疑行为在火车站、公交站或市场附近被拘留的男性，只要符合年龄和体貌特征的，都要采集血样，送法医实验室比对。这是1982年那具十岁男孩尸体上发现精斑之后定下来的规矩。那具尸体上的精斑经鉴定为AB型，从那以后，AB型成了专案组排查嫌疑人的一个重要指标。
　　
　　侦查员叫来了一名护士，从奇卡提洛的胳膊上抽了一管血，贴上标签，登记在册，然后送去了罗斯托夫州法医实验室。
　　
　　血样送走之后，奇卡提洛被暂时关在羁押室里。他没有被正式逮捕，也没有被起诉，只是“拘留待查”。按照苏联的法律，这种状态最多只能维持三天。三天之内，要么找到证据立案，要么放人。
　　
　　三天后，实验室的结果回来了。
　　
　　报告上用打字机打着简短的结论：送检血液样本，血型为A型。
　　
　　侦查员看了一眼报告，又翻了一下案卷。之前那具十岁男孩尸体上提取的精斑，血型物质为AB型。A型和AB型不符。按照当时的法医学理论，一个人的血液血型应该与体液血型一致。如果现场精斑是AB型，凶手的血液也应该是AB型。奇卡提洛是A型，不可能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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