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基金会

第19章 基金会 (第2/2页)

王濛打电话和余切道歉：“我们远远比不过国外的稿酬，只是别人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如福门托奖的奖金，那可是五万美金！真是对不住！”
　　
　　作为文学界的goat，王濛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这两年变化十分大。自余切在宝岛《联合文学》拿到四万六千美金的天价稿酬后，作家纷纷走向海外，接着被海外的稿酬震惊得瞠目结舌。
　　
　　新一轮的稿酬变革开始了。
　　
　　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这些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系的作家们，用很短的时间搞清楚了“合同，版税，代理，佣金”这些东西，变得相当精明。
　　
　　他们一下子意识到，曾经计划经济年代的稿酬体系，对他们这些成名作家而言很不利。和吃大锅饭一样，就算你做到了大作家，了不起二十块钱每千字，而一个厉害一些的文学系新生，他也能拿六到二十块钱，没有区别。
　　
　　而且因各种原因，稿酬和意识形态相关，总是呈现钟摆一样的巨大震荡。
　　
　　写长篇《李自成》的姚雪银，他第一卷46万字，写成于1963年，拿了两万块钱稿酬；第二卷八十万字，发生在七十年代，出了稿酬方面的“限薪令”，他竟没有稿酬，只得到生活补助270元。
　　
　　搞笑的是，他爱人帮他的打字，反而拿到了350块钱的报酬。
　　
　　出版社实在是觉得姚雪银太惨了，送了他许多套样书作为报酬——不多不少，正好250套！
　　
　　然后姚雪银就崩溃了：我每个月只有四十块钱的基本工资，又无稿酬，让哥们怎么写下去？
　　
　　当八十年代，稿酬又一次从转向另一端的时候，姚雪银就开始疯狂写了，作家二月河批评姚雪银“给李自成加了太多戏”，“过分拔高了这个人”。
　　
　　“不知为何，他简直要把李自成写成完美无缺的领袖。”
　　
　　这有可能是姚雪银的个人喜好，也可能是因为新的稿酬制度出来了，姚雪银为了水文，就猛吹李自成了起来。
　　
　　王濛谈到现在办杂志的困难。
　　
　　“原先我们没有文章可以刊登，老作家不敢写，年轻人不会写；现在我们的文章太多，作家太多，但最好的作家还是稀缺……大家为了争夺这些人，拼命的涨稿酬！结果没想到，外面的狼来了！”
　　
　　余切道：“你把《人民文学》发到宝岛和港地，发到欧美的华人社区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要能办成这件事情，你来做文化部长好了！”
　　
　　余切显然是开玩笑的，王濛也知道。他大倒苦水：“总之，我们向海外看齐，真给不起；又不敢按照《暂行规定》的文件执行……我知道，作家们的心里有怨言，我们也很不好做，只能尽力为他们争取津贴。”
　　
　　这是当然了。
　　
　　汪曾祺嫌弃稿酬低，他都“骂娘”了，发誓不和《大公报》合作，难道你要等着余切也来骂娘吗？
　　
　　余切透露出自己今后要把内地稿酬都捐了。
　　
　　不过，他没有谈到个人基金这个事情。
　　
　　王濛大吃一惊，却又非常高兴。他是知道余切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的，85年余切在日本演讲，一场节目下来就拿了四万块钱采访费，这是内地多少杂志总编坐牢都不敢开的稿酬。
　　
　　这两年在海外的版税，余切不知道拿了多少。他早不在乎内地稿酬了。
　　
　　捐出去反而都开心了！
　　
　　王濛大喜过望：“你这是学了巴老？他一年也要捐去十五万呢，干得好！这样，我们敢于给你发更高稿酬，因为你要拿去捐了嘛！又不用怕，其他人会索取这么高的稿酬，因为他们不会拿去捐。”
　　
　　11号，艾风在《经济日报》上详细写了他针对余切的采访，在上层引起了一些轰动。他将燕大的食堂赞助讲述为弥补分配不均的良药，写的情真意切，仿佛理想王国那样完美。
　　
　　余切前往决赛圈桥牌局打牌，被乔公问到此事：“我在报纸上看到你这篇文章，我记得是你来搞的。你觉得这个可以大规模推行吗？”
　　
　　“不可能。”余切实话实说，“这对我们来说太超前了。”
　　
　　乔公满意的点头。
　　
　　打牌的还有个聂伟平。他一般是不参与讨论的，听到小余要捐钱，也忍不住问：
　　
　　“西方也在做个人慈善基金，难道中国不能大规模试行吗？我们是不是能弯道超车？”
　　
　　余切稍微严肃了一点，正色道：“我个人以为，可以让一些有远见的人自己来申请；但绝不能由政府来推广和实行，这可能引发信任危机。”
　　
　　老聂听不懂这个，只是看到余切很严肃，他一摸后脑勺尬笑道：“兄弟说笑了，你莫太在意了。”
　　
　　接着，乔公又问：“那你为什么要办个人慈善基金？你也可以学沈老先生（茅盾），把稿酬捐了嘛，拿去办余切文学奖嘛，为啥子整的这么复杂？”
　　
　　“那是我死了后，或者快要死了才去做的事情。我能保证，我完全是出于好心才这么办的。”
　　
　　“我当然相信你。”乔公道。
　　
　　此后没有再讨论这些事情，大家默契打牌。不到一星期，余切就收到可以搞个人慈善基金的批示。
　　
　　有这个条子就很好办事了。
　　
　　接下来无非是一些程序：设立办公场所，聘请专职人员，组建理事会，草拟章程等等。
　　
　　这要等余切从西班牙回来后再弄完。他让张俪先帮忙起个头，陈小旭来帮忙。
　　
　　张俪很激动：她一直有从商的想法，这个基金会的筹备，就像是从商的一次预演。基金会的运作只靠余切的内地稿酬还不够，倘若她能保持收支的基本均衡，甚至再盈利一些，她就算得上会做生意了。
　　
　　中国当真没有个人名义的慈善基金会吗？
　　
　　当然不可能了。
　　
　　但这一基金会仍然是“群团”组织，属于事业单位的一种，理事会成员都是主要领导，也受中央编办管理。
　　
　　“无论如何，搞一个民间的个人基金会，我们这就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万事开头难！”余切道。
　　
　　当下许多事情都是摸索着来。到底要如何做下去，其实连余切也不是样样都明白。
　　
　　张俪自己把这当做大事来办，可她现在的身体情况，不太允许她又要读书，又要办基金会。
　　
　　她只能让陈小旭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