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反攻倒算进行时
第一百七十八章 反攻倒算进行时 (第1/2页)身为一名19世纪的辉格党领袖,墨尔本子爵的存在其实相当矛盾。
他从来都不是历代辉格党党魁那样,以激进改革派的面貌示人,甚至他都称不上是改革派的一份子。
从他二十多岁踏入政坛开始,墨尔本子爵的主张往难听了说,就是随着辉格党的总路线摇摆,往好听了说,那就是坚持党派纲领一百年不动摇,无论党魁是谁,无论党魁主张什么,他都会跟随投票。
当然了,这或许不能完全归咎于他那仿佛看破红尘、一切随缘的性格。
毕竟在他最年轻、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的生活简直被他那个不省心的老婆搅得一团糟,每天都疲于应付声势浩大的各种流言蜚语。
如果撇开他的妻子与拜伦勋爵胡搞以外,总得来说,这家伙的命其实相当好,甚至放眼全人类,他也算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那一部分人了。他的母亲,老墨尔本夫人是18世纪末辉格党最声名显赫的辉格党社交团体女主人,早在儿子还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时,母亲便为他铺好了进入英国政坛的道路。
并且,原本墨尔本子爵是没有资格继承贵族爵位的,因为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哥的意外夭折,却使他得到了财产、贵族头衔和飞黄腾达的机会。
而在英国的上流社会,在这个仿佛有魔法保护的小圈子里,一个人不管有多少缺陷也不大会遭遇重大失败,就算你再不成器,那依旧能舒舒服服的富贵一生。
幸运的是,墨尔本子爵并不算是那种不成器的家伙,并且他还有的是各种优越条件,因此成功自然唾手可得。
他没费多大力气就在政坛出人头地了。
仅就出身这一点而言,他不仅比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这种在约克乡下猪圈的泥坑里摔打出来的家伙强,也比威灵顿公爵、帕麦斯顿子爵这种出身平平的普通贵族强。
威灵顿公爵和他的兄弟们当年没发迹的时候,虽然脑袋上顶着有个爱尔兰贵族之子的名头,但他们家族的财务状况却不是一般的糟糕,当年老公爵在陆军里捐官,还是找几个哥哥们东拼西凑才攒够的本钱。
至于帕麦斯顿子爵,他的情况其实也没比威灵顿公爵强多少,虽然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继承了父亲的帕麦斯顿子爵头衔,但也随之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一万镑债务,加上这家伙平时花钱也大手大脚的,倘若不是他时常能得到夫人们的接济,估计早就破产了。
而这实际上也是帕麦斯顿不断谋求政府职位的重要原因,因为身上有债务压力,所以他无法接受长时间不在政府职位上,单是凭借收取地租,是没办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还债并维持他高标准的生活的。
当然了,现如今帕麦斯顿子爵早就不会被外债这种小事所困扰了。
毕竟单是他在外交大臣任上的公职收入,一年就有5000英镑,虽然这仅仅相当于达拉莫伯爵定义下的八分之一个中产阶级,但是放眼全球,至少在大臣合法收入这个领域已经算是高水平了。
毕竟首相的收入在格雷伯爵通过改革预算案以后,也不过就是5000镑一年,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内务大臣、战争与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收入水平现在和首相都是一个水平线的,比第一海军大臣的4500镑略高一线。
而这也是那些后座议员削尖了脑袋,也想要在政府谋得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毕竟现在的议员和200年后的议员可不一样,19世纪的英国议员领不到任何薪水,甚至如果你想要提出给议员设立薪水的建议,还会遭到上院贵族们的集体嘲笑和轻蔑。
这笑声里,既有对议会平民化的本能轻蔑,也有源自不列颠传统的自鸣得意。
毕竟,上院的贵族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真正的绅士是从来不靠工资吃饭的。
议员的收入,理应来自家族的地产、租金和股权孳息,靠薪水生活意味着失去独立,等于被人雇佣。而一个被雇佣的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坐在议会里替国家的前途做决断呢?
在传统观念当中,议员从来都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份荣誉。
能够在议会里占据一个席位,就说明了你背后有足够的财富去养活你自己和你的政治追求。
如果是没钱还跑来当议员,那简直就是对英国宪制的亵渎。
在这方面,保守党党魁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表述就很具代表性:“身居高位的成本很高,如果没有足够的私人财富,很容易被获取职位的成本拖垮。”
皮尔的表述算是相当委婉了,但明白人都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在暗示没有财产的人上位很容易搞腐败。
当然了,上院的阁下们说话就没有皮尔这么客气了,按照他们的原话来说,那就是:“倘若议员要靠薪水吃饭,他们便会只为工资而服务,而不是为国家。”
其实,上院阁下的意见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墨尔本子爵和达拉莫伯爵这种财产丰厚的政治人物确实很少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当然了,帕麦斯顿子爵和戈德里奇子爵这种物质欲望强烈的家伙那就另当别论了。
毕竟哪怕是在贵族之间,也是有着贫富差距的。
在不列颠,那些贵族破落户与达拉莫伯爵这种贵族富翁的差距,其实比贵族破落户与乞丐之间的差距还要悬殊。
而贵族富翁与贵族富翁之间的政见差别,那简直就像是阿加雷斯与巴尔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墨尔本子爵虽然是辉格党的领袖,他作为一个改革党派的领袖上台执政,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保守主义者。
他并不喜欢《议会改革法案》,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最后只是把《改革法案》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邪恶”接受下来。但讽刺的是,《改革法案》却又是辉格党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
他多疑的性格使他难以相信任何形式的改革,他总是认为事物保持原状就是最好的。或者,不能说是最好的,但保持原状总是不坏。
教育不过是徒劳无功之事,对穷人进行教育更是绝对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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