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初唐四杰: 跨越半生的文人相惜
第五章 初唐四杰: 跨越半生的文人相惜 (第2/2页)他愣了很久，才缓过神来，眼泪就掉了下来——那个写出《滕王阁序》的少年，那个他还没来得及见的知己，就这么没了。
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落叶，想起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想起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他提笔，在纸上写下一首《和李明府》，诗里有句“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渔”——“易水客”说的是荆轲，这里却暗指王勃，说他像荆轲一样有风骨，却落得个客死他乡的下场，而自己，也只能像渭水的渔翁一样，空老一生。
写完诗，骆宾王把笔扔在桌上，捂着脸，肩膀不住地颤抖。
他想起还没寄出去的第二封信，想起还没跟王勃聊的诗，想起那个还没实现的约定——“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聊聊诗”。
后来，有人问骆宾王：“您跟王勃并不熟悉，为什么这么难过？”
骆宾王摇摇头，声音沙哑：“知己不在远近，不在相见与否。他懂我，我懂他，这就够了。他走了，就像我心里的一块肉，被剜走了。”
那首《和李明府》，成了骆宾王写给王勃的挽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哀悼，却藏着最深的痛——那是两个知己，隔着时空的相惜，也是一个老人，对一个少年的惋惜。
命运悲歌：四杰的“同病相怜”
王勃死后没几年，卢照邻的病越来越重。
他从蜀中搬到了颍水之畔，住在一间简陋的茅屋里。手脚开始变形，连笔都握不住了，让仆人念诗给他听。每当听到王勃的诗，他就会想起在成都茶馆的相遇，想起玄武山的约定，想起病榻前的慰藉，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流下来。
“阿勃走了，我也快了。”有天，他靠在床头，对仆人说，“等我走了，把我跟王勃的诗稿放在一起，埋在颍水边。我想跟他做邻居，下辈子，还跟他一起聊诗。”
公元695年的秋天，颍水的水凉了。卢照邻让仆人把他扶到河边，看着滔滔的河水，笑了：“阿勃，我来陪你了。”
他挣脱仆人的手，纵身跳进了颍水。那年，他约五十四岁。
消息传到杨炯耳朵里时，他正在衢州任上。衢州偏远，冬天特别冷，他裹着旧棉袄，坐在桌前，看着卢照邻的诗稿，眼泪掉在纸上，晕开了“长安大道连狭斜”的字迹。
“又走了一个……”他喃喃自语，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想起寒食节的斗鸡场，想起四杰围坐在一起喝酒聊诗的日子，想起王勃的《滕王阁序》，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还有骆宾王的《帝京篇》——那些日子，多热闹啊，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
他拿起笔，想给卢照邻写篇悼文，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最后只写下一句：“同病相怜，岂惟孔子？”——孔子曾说“德不孤，必有邻”，他们这些有才华的人，却一个个落得如此下场，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
没过多久，骆宾王的消息也传来了。公元684年，骆宾王跟随徐敬业起兵反武，写下《讨武曌檄》，“请看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传遍天下。
起义很快失败，骆宾王从此失踪——有人说他战死了，有人说他隐居了，还有人说他被武则天派人杀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杨炯听到消息时，在整理《王勃集》。他看着骆宾王的诗稿，想起那个在斗鸡场里捋着胡子笑的老人，想起他写给王勃的《和李明府》，心里一阵发酸。“骆大人，你到底去哪了？”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轻声问，“你是不是也跟阿勃、照邻一样，走了？”
公元693年，杨炯被贬到盈川任县令。盈川偏远荒凉，百姓生活困苦。他到任后，整日忙于政务，想为百姓做点实事，可心里的郁气却越来越重。
他想起四杰的遭遇：王勃溺亡，卢照邻投水，骆宾王失踪，自己被贬——他们一个个都有才华，都想为国效力，到头来，却都不容于权贵，落得个命运多舛的下场。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有天晚上，杨炯坐在县衙里，喝着闷酒，对着窗外的月亮，喃喃自语，“我们只想写点真东西，只想为百姓做点事，为什么就这么难？”
公元695年，杨炯在盈川任上去世，年仅四十三岁。临死前，他把《王勃集》和四杰的诗稿放在一起，嘱咐下属：“把这些东西好好保存，别让它们丢了。我们虽然走了，但这些诗，这些想法，要传下去。”
杨炯死后，初唐四杰的故事，渐渐成了长安城里的传说。有人说他们是“狂士”，不懂官场规矩；有人说他们是“天才”，可惜生不逢时；还有人说他们的诗“太硬”，不如宫廷诗温柔。
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的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了千古绝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个读书人都能背；
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成了边塞诗的开端；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让人们看到了长安的繁华与暗流；
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让人们记住了那个敢骂武则天的老人。
多年后，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写下：“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嘲笑四杰的人，早已被人遗忘，四杰的诗，却像江河一样，永远流淌。
当我们读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读起“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读起“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读起“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我们想起的，不只是四首诗，更是四个命运坎坷却始终坚守理想的文人。
他们或许没有高官厚禄，或许没有长寿善终，可他们用自己的笔，为初唐文坛点亮了一束光；用自己的命，写了一首属于寒士的悲歌。
就像杨炯在《王勃集序》里写的那样：“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们或许没能彻底改变那个时代，可他们的精神，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