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杜甫：盛唐崩盘前的“吹哨人”

第十章 杜甫：盛唐崩盘前的“吹哨人” (第2/2页)

如果说李白的“进取”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个人自信，王勃的“进取”是“不坠青云之志”的个人理想，那杜甫的“进取”，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家国情怀——他想帮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好君主，想让天下的风俗变得淳朴，想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更难得的是，他的理想里，藏着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共情”——他不是站在高处“同情”老百姓，是蹲下来“感受”老百姓的苦，把他们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
　　
　　这种共情，在他44岁那年写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达到了顶峰。那时候他刚从长安出发，去奉先县看老婆孩子，路上正好遇到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去华清宫享乐，沿途的官员忙着讨好皇帝，把老百姓的东西抢来给皇帝用。
　　
　　等他到了家，才发现小儿子已经饿死了——就是在这样的悲痛里，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你能想象他写这句诗时的心情吗？不是愤怒的咆哮，是心痛到发抖的记录：一边是贵族家里的酒肉放臭了，一边是路边的老百姓冻饿而死；一边是皇帝和妃子在华清宫里歌舞升平，一边是他的儿子因为没饭吃活活饿死。
　　
　　这种对比，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是盛唐的“精神分裂”——表面的繁华，早就烂到骨子里了。
　　
　　这句诗，也成了盛唐文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文人写的大多是浪漫主义的风花雪月，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在此之后，文人开始写现实主义的人间疾苦，是“路有冻死骨”的悲痛。
　　
　　杜甫用自己的笔，把盛唐从“浪漫的幻梦”里拽了出来，逼所有人看清“残酷的现实”——他不是故意要“打碎”盛唐，是他知道，看清了破碎，才有可能找到修复的办法。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日子更苦了：他被叛军抓过，差点死在长安；他逃过荒，一路上吃树皮、喝泥水；他当过小官，因为敢说真话，被排挤、被流放。
　　
　　就算这么苦，他也没停下写诗，没放下对老百姓的牵挂。他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是在抱怨，是在记录国家破了，但山河还在，春天来了，草木还在生长——他还在盼着国家能好起来；他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是在空想，是他自己住漏雨的茅草屋，冻得睡不着，却想着让所有穷苦的读书人都能有一间暖和的房子。
　　
　　有人说他是“诗圣”。似乎“圣”这个字太遥远了，他更像一个“老大哥”——自己过得不好，却总想着帮别人；自己受了委屈，却总想着为别人说话。他的诗里没有“仙气”，只有“人气”——有老百姓的哭声，有士兵的叹息，有孩子的饿啼，有妻子的眼泪。
　　
　　这些“人气”，让他的诗成了“诗史”——不是官方写的枯燥的历史，是带着温度、带着血泪的“活历史”。
　　
　　人们为什么还读杜甫？不是因为他的诗写得有多华丽，是因为他教会人们“共情”——教会人们看见别人的苦难，听见别人的声音；是因为他教会我们“担当”——教会人们就算自己过得不容易，也别忘记为更弱小的人撑腰；是因为他教会人们“清醒”——教会人们别沉迷于表面的繁华，要看见繁华背后的问题。
　　
　　就像现在，有人在工地里辛苦干活，有人因为生病没钱治疗而发愁——这时候，可以选择转身走开，也可以选择像杜甫一样，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就算做不了太多，至少别忘记他们的存在，别忘记这个世界还有需要我们关心的人。
　　
　　杜甫早就不在了，他的诗还在；盛唐早就没了，可他记录的“人间”还在。他不是盛唐的“挽歌者”，他是盛唐的“守夜人”——在盛世的狂欢里，他提着一盏灯，照亮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提醒所有人：别只顾着狂欢，别忘了还有人在黑暗里受苦；别等到大厦倾塌，才想起修补裂缝。
　　
　　这就是杜甫——一个在盛唐崩盘前提前“吹哨”的人，一个把老百姓的血泪写进诗里的人，一个让我们永远不敢忘记“人间疾苦”的人。
　　
　　他的诗，从来不是写给文人看的，是写给所有“心里有温度”的人看的——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我们还能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刺痛，还能被“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杜甫就一直活着，一直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清醒”的人，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