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岑参:边塞岁月里的妻念与愧疚

第二十九章 岑参:边塞岁月里的妻念与愧疚 (第1/2页)

唐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立春，安西都护府治下的苜蓿峰（今玉门关外）还裹在残雪里。岑参裹紧了身上的皮袍，手刚触到马鞍上的铜环，就被北风刮得生疼——那风里混着沙砾，打在脸上像细针在扎，连呼吸都带着股凛冽的寒意。
　　
　　他勒住马，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想起长安的此刻：朱雀大街的柳丝该抽芽了，自家小院里的那株红梅，许是还剩着几朵残瓣，妻子张氏该蹲在花下，拾掇去年落下的梅蕊，准备晒了给她泡水喝。
　　
　　这是他西出阳关的第三个月。离开长安那天，也是个飘着细雪的日子。张氏站在朱雀门的柳树下，手里攥着件刚缝好的绢帕，帕角绣着朵小小的忍冬花——那是她前一夜熬到三更才绣完的，针脚密得像要把牵挂都缝进去。“九郎（岑参排行第九），”她的声音带着颤，却强笑着把绢帕塞进他怀里，“边塞风大，帕子揣着，擦汗也擦沙。要是……要是想家里了，就看看这花。”
　　
　　岑参当时攥着绢帕，觉得喉头发紧，连句“你多保重”都说不完整。他看着张氏站在雪地里，青布裙的裙摆沾了雪粒，像落了片碎云，直到马车转过街角，再也看不见那抹青色，才敢把脸埋进绢帕里——那帕子上还留着她指尖的温度，混着淡淡的皂角香，是他往后无数个边塞夜里，最念想的味道。
　　
　　此刻立春日的苜蓿峰，雪粒还在飘。岑参从怀里摸出那方绢帕，帕角的忍冬花已被边塞的风沙磨得有些模糊，他却不敢多擦，轻轻按在眼角——刚才巡边时，副将递来块胡饼，饼皮粗得硌牙，他咬了一口，想起张氏在长安做的蒸饼，里面裹着芝麻和核桃，咬下去满是香甜。那味道太清晰，清晰到让他鼻尖一酸，眼泪没忍住，落在结冰的沙地上，瞬间就冻成了小冰晶。
　　
　　“岑判官，这立春的日子，怎么反倒更冷了？”副将在旁边笑着打趣，没看见他眼角的湿痕。岑参赶紧把绢帕塞回怀里，咳了两声掩饰：“塞外的春，本就比长安晚些。对了，今日是立春，你等会儿让伙房煮点麦粥，多加些枣子。”
　　
　　他说这话时，心里想的是长安的立春：张氏总会煮一锅枣粥，粥里卧着两个荷包蛋，他每次都要先把蛋夹给她，看着她笑着说“你吃，我不爱吃蛋黄”，才肯动筷子。
　　
　　边塞哪来的枣子？伙房最后端来的，不过是掺了点杂粮的稀粥，碗边还沾着沙粒。岑参坐在帐篷里，就着昏黄的油灯喝粥，听见帐外传来胡笳声——那声音呜咽着，像极了长安夜里卖汤饼的梆子声，只是少了几分暖意，多了些苍凉。
　　
　　他放下碗，从行囊里翻出纸笔，油灯的光晃得纸页微微颤，他握着笔，却迟迟落不下去：想写边塞的冷，怕她担心；想写自己安好，又觉得违心；想问问家里的梅花开了没，问问她夜里有没有踢被子，话到笔尖，竟仅有满纸的牵挂，不知从何说起。
　　
　　直到三更天，油灯快烧尽时，他才写下四句诗：
　　
　　“苜蓿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
　　
　　写完后，他把纸折了又折，塞进贴身的衣袋里——这诗终究是寄不回去的，安西到长安，隔着三千里风沙，一封家书要走半年，等信到了，立春早过了，他还是想写，像这样把思念落在纸上，仿佛妻子就能看见他此刻的模样。
　　
　　这年深秋，岑参随都护府军队巡边至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夜里宿在戈壁滩上，他裹着皮毯，听着帐外的风沙打在帐篷上，像无数只手在敲。听见远处有马蹄声，副将进来禀报：“有长安来的入京使，要往安西都护府送信，路过咱们这儿歇脚。”
　　
　　岑参坐起来，连鞋都没顾上穿，赤着脚就往帐外跑。月光下，那入京使的马身上还沾着沙，马背上的皮囊鼓鼓的，想必装着不少家书。他几步冲过去，抓住入京使的胳膊，声音都在抖：“兄台，能否……能否替我带封家书回长安？就送朱雀门附近的岑府，我妻子张氏收。”
　　
　　入京使愣了愣，随即点头：“无妨，我明日一早就得走，你得快些写。”
　　
　　岑参连声道谢，转身往帐里跑，连脚底被石子硌出了血都没察觉。他摸出纸笔，油灯被风吹得明明灭灭，他的手也在抖——想写的话太多了：轮台的风沙比苜蓿峰还大，他的皮袍袖口磨破了；上次巡边时，他捡到块好看的戈壁玉，想带回去给她做个簪子；他夜里总梦见自家小院的柳树，梦见她在树下纺线……可纸太短，时间太紧，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最后写下短短几行：
　　
　　“吾在轮台安，勿念。冬寒，多添衣。盼归。”
　　
　　写完后，他想再添句“我想你”，笔尖却顿住了——边塞的将士，哪有那么多柔情可诉？他把信折好，塞进入京使手里，又从怀里摸出块碎银子递过去：“兄台，路上劳烦你多费心，这银子……买点茶水喝。”
　　
　　入京使推辞不过，收下了信，转身要走时，看见岑参的双袖都湿了——不知何时，眼泪把皮袍的袖口浸得透湿，连鬓角的发丝都沾着泪滴。“岑判官，”入京使停下脚步，轻声说，“你放心，信我一定送到。”
　　
　　岑参站在月光下，看着入京使的马蹄声渐渐远去，风沙卷着马蹄扬起的尘土，迷了他的眼。他想起刚才写的信，竟没提一句自己在边塞的苦，也没问一句她过得好不好，只说了句“多添衣”——他怕问得太多，她会更牵挂；怕说得太苦，她会夜里睡不着。这份克制，却像根细刺，扎在心里，越想越疼。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冬，岑参终于收到了家里的第一封回信。信是由一位回长安述职的老兵带来的，信纸被反复折叠得有些破损，上面的字迹却依旧娟秀，是张氏的手笔。他躲在帐篷里，借着油灯的光，一字一句地读：
　　
　　“九郎，见字如面。长安今冬雪大，小院的红梅开得好，我摘了些，晒成了干，等你回来泡水。你寄的信收到了，知道你安好，我便放心。只是……上月我偶感风寒，咳了几日，如今已好，你莫挂心。”
　　
　　读到“偶感风寒”时，岑参的手攥紧了信纸，他能想象出张氏咳得睡不着的模样：她定是怕家里的老仆担心，夜里咳时都捂着嘴，连药都是自己煎的；她定是怕他在边塞分心，信里只轻描淡写说“如今已好”，却没说那些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他想起在边塞，虽苦却有同袍相伴，她在长安，孤身一人，连个端药的人都没有——这份愧疚，像块重石，压在他心头，让他连呼吸都觉得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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