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血色循环与“暴民”之辩
第216章：血色循环与“暴民”之辩 (第1/2页)郑教员的论述，听起来似乎“符合”某些历史记载，也符合传统史观中“流寇”、“暴民”的标签，但其间那种居高临下、将复杂历史悲剧简单归因于某一群体“素质低下”的精英主义视角，让他本能地感到排斥。
他想起了怀中那本小册子里的话：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
如果历史真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那么在长期残酷压迫下爆发的反抗，其过程中的失控与暴行，难道仅仅是因为被压迫者“没文化”、“不道德”吗？
压迫者长期的剥削、镇压、愚民，难道不是酿造这杯苦酒的重要因素？
“故而，”
郑教员总结道，语气稍缓，但依旧严肃，“我们学习历史，反思农民起义，绝非为了渲染暴力，猎奇惨状，更非为了鼓吹类似行为。
恰恰相反，是为了以史为鉴，深刻认识到：
一、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与法治之极端重要性。
秩序崩坏，则人性之恶无所约束，人间立成地狱。
二、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道德素养之根本必要性。
愚昧是暴力的温床，无知的民众易被煽动，成为破坏力量。
三、总理之三民主义，主张以和平、理性、渐进之方式，实现民族独立、民权保障、民生改善，其深意正在于避免重蹈历史上那种以暴易暴、代价惨重、且往往陷入新一轮专制循环的覆辙。
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秩序、有法治、有道德、有教养的现代国家，而非重回那种无法无天、弱肉强食的野蛮状态。
诸生当深戒之！”
郑教员的话，站在维护现有秩序、强调渐进改良的立场上，自有其逻辑。
然而，林怀安却从中听出了一丝为现有统治秩序辩护、并将一切激烈的、可能威胁现存结构的反抗，都预先贴上“暴民”、“野蛮”、“反文明”标签的潜在意味。
这与他近来感受到的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以及那本小册子所揭示的阶级矛盾，似乎存在着某种张力。
就在郑教员准备开始讲解下一部分内容时，一个声音在寂静的教室中响起，平静，却清晰得不容忽视：
“郑先生，学生有一疑问，想请教先生。”
又是周世铭。
他并未起身，只是微微侧身，面向讲台，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神情。
郑教员显然对周世铭的“质疑”风格已有所领教，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周同学，请讲。”
“先生方才所论，深刻揭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过程中某些极端暴行之惨烈与可怖，学生亦深以为然，任何滥杀无辜、践踏生命之行径，皆应受谴责。”
周世铭不紧不慢地开口，先肯定了郑教员的部分观点，但话锋随即一转，“然，学生困惑之处在于：
先生将此类暴行，主要归因于起义农民之‘未受文化教养、道德束缚’，乃至‘人性堕落’、‘滑向野兽’。
此论固然指出了现象之一面，然则，这是否有‘倒果为因’、‘以偏概全’之嫌？
将复杂历史悲剧，过度简化为某个群体的‘素质’问题？”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神色各异的学生，继续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之言，道出了物质生存条件与道德文明之间的基本关系。
试问，在黄巢、张献忠起义之前，那些最终‘滑向野兽’的农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是否长期处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不公之下？
是否经历了连年天灾、苛政猛于虎、卖儿鬻女仍不得活的绝境？
当整个社会制度已无法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与公正希望，法律非但不保护他们，反而成为权贵压榨他们的工具时，要求这些濒临饿死、饱受欺凌的‘黔首’，依然保持士大夫般的‘文化教养’与‘道德约束’，是否有些‘何不食肉糜’的荒谬？”
周世铭的诘问，引经据典，直指要害。
他没有为暴行辩护，而是将批判的矛头，引向了酿成暴行的社会土壤与制度根源。
这正是郑教员论述中刻意淡化或回避的部分。
郑教员的脸色沉了下来：
“周同学！历史现象，成因自然复杂。
然则，绝不能因存在不公与压迫，便为随之而来的、针对更弱小无辜者的极端暴行开脱！
此乃基本的是非界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些被屠杀的平民、妇孺，又何尝不是被压迫者？
起义反抗暴政，或有其正义性，然一旦越过底线，屠戮无辜，便是自身堕落为新的暴政，有何正义可言？
这与压迫他们的旧势力，又有何本质区别？
无非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罢了！”
“先生所言甚是，暴行绝不可开脱。”
周世铭微微颔首，但语气依旧平稳，“学生并非为暴行开脱，而是试图探寻暴行何以产生、何以蔓延的更深层机理。
若只将目光聚焦于施暴者的‘野蛮’，而无视催生这‘野蛮’的极端不公、普遍绝望与系统性崩溃，那么我们的历史教训，或许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道德谴责层面，无法真正触及如何‘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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