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65章 你是我证据确凿的共犯

第0365章 你是我证据确凿的共犯 (第1/2页)

苏砚出院那天，陆时衍开了一辆很不像他风格的车来接她。
　　
　　银灰色的商务奔驰，内饰打理得干干净净，副驾驶座位上还搁了一只靠枕，靠枕上绣着一只歪歪扭扭的猫。苏砚拎着包站在车门边，盯着那只猫看了足足五秒钟，然后扭头看陆时衍。
　　
　　“你买的？”
　　
　　“不然呢？靠枕还能自己长出来？”
　　
　　“我以为你会买一只绣‘正义必胜’的。”
　　
　　陆时衍面不改色地把靠枕拿起来放到后座：“上车。再废话你自己打车回去。”
　　
　　苏砚上了车，系好安全带。车里有一股很淡的雪松味，不是那种廉价的车载香薰，是那种若有若无、像是从哪儿飘来的高级货。她吸了一下鼻子，偏头看陆时衍。
　　
　　“你喷香水了？”
　　
　　“没有。”
　　
　　“那就是换了洗衣液。”
　　
　　“你能不能别把你的商业洞察力用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这怎么能叫无关紧要？”苏砚一本正经，“一个男人开始注意车里味道的时候，要么是刚买了新车，要么是想给谁留个好印象。”
　　
　　陆时衍没说话，默默把方向盘打了个弯。
　　
　　苏砚笑了。不是那种商业场合的矜持微笑，是那种——怎么说呢——像一只猫终于把桌上那只杯子推下去了——那种得逞的笑。
　　
　　“陆律师，”她慢悠悠地说，“你这人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越心虚的时候越沉默。”苏砚靠在椅背上，放松了肩膀。出院手续办了快一个小时，她的伤好得差不多了，但左肩还是不能大幅度活动，“法庭上你滔滔不绝，私底下被人戳中了就装哑巴。这个反差，你自己知道吗？”
　　
　　“知道。”
　　
　　“知道还不改？”
　　
　　“改了还怎么让你得意？”陆时衍瞥了她一眼，“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每次怼赢我，嘴角都会往左边翘一点点。庭审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觉得自己的质证逻辑占了上风，左边嘴角就会翘。三月十八号那次庭审，你翘了四次。”
　　
　　苏砚的嘴角正要翘，硬生生被她按住了。
　　
　　车里安静了片刻。安静得能听见轮胎碾过减速带的声音。
　　
　　“……四次？你当时不是在低头看卷宗吗？”
　　
　　“余光看的。”
　　
　　苏砚发现自己的语言库里忽然找不到合适的词了。这在她二十八年的人生中极其罕见。她是那种能从会议室怼到谈判桌、从投资人怼到竞争对手、从来没输过的女人。但此刻，面对一个能一边看卷宗一边用余光数她嘴角翘了几次的男人，她忽然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不是生气。
　　
　　也不是不好意思。
　　
　　是另一种东西。像大冬天忽然被人塞了一杯热可可，烫手，但舍不得撒。
　　
　　车停在苏砚公司楼下。
　　
　　陆时衍没熄火，转头看着她：“我上午还有个会，不送你上去了。你办公室的监控系统我让人重新调试过了，门口保安换成了我们律所合作的那家安保公司的人。另外——”
　　
　　“陆时衍，”苏砚打断他，“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陆时衍想了想：“你的药我放在你包里了，一天三次，饭后吃。”
　　
　　“不是这个。”
　　
　　“你办公室冰箱里我让人放了水果和酸奶，别喝咖啡，***会影响药效。”
　　
　　“也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苏砚解开安全带，转过身面对他，表情忽然变得很郑重。郑重得陆时衍以为她要宣布什么公司重大决策。
　　
　　“你昨晚发的信息，我看到了，没回是因为在想怎么回。想了很久，觉得这件事还是当面说比较合适。”
　　
　　陆时衍的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方向盘。
　　
　　“哪条信息？”
　　
　　“凌晨两点十七分发的。你说——‘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可能不会当律师’。”
　　
　　空气忽然安静了。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刺得人眼睛发酸。有一辆洒水车从路边经过，水雾在阳光里架起一弯很淡的彩虹。
　　
　　“我当时想问你，”苏砚的声音很轻，“不当律师，你想做什么？”
　　
　　陆时衍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指尖一下一下地敲着皮质的包套。敲了大概七八下，停了。
　　
　　“开一家书店。”
　　
　　“书店？”
　　
　　“很小的那种。不用太大，能放下七八个书架就行。书要自己选，不卖畅销书，不卖成功学，不卖那些教你‘三十岁之前一定要懂的五十个道理’。就卖一些老书，旧的，被人翻过的，书页泛黄的，上面有上一个读者的批注，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能看出他很喜欢。我想卖的，是那些别人真心喜欢过的书。”
　　
　　苏砚看着他。
　　
　　这个人在法庭上能把对方的证据链拆得七零八落，能用最冷静的逻辑把对手逼到墙角。但他说起一家不存在的书店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他在法庭上的任何时候都亮。
　　
　　“那你为什么要当律师？”
　　
　　“因为有人在破坏这个世界上值得被守护的东西。我爸以前常说一句话，他说一个社会法治好不好，就看那些最普通的案子、最普通的人能不能得到一份公道。他自己是个基层法官，审了一辈子的案子，能拿出手的最大的官，就是交通局的副处长。但他每次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喝着我妈给他泡的茶，都会很满足地说——‘儿子，爸今天又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很平。
　　
　　“他退休那年，被他判过的一个当事人从外地专程过来看他，带了一篮子鸡蛋，说您当年判我那案子，我记了十年。不是记恨，是记恩。那篮子鸡蛋，我爸舍不得吃，放冰箱里放到坏了都不肯扔。”
　　
　　苏砚轻声说：“后来呢？”
　　
　　“后来他生病，走了。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时衍，当法官和当律师，位置不一样，但做人的道理一样。该守住的，一步都不能退。”
　　
　　苏砚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笑了。
　　
　　“你知道你刚才那段话，像什么吗？”
　　
　　“什么？”
　　
　　“像你不会卖的那种成功学畅销书里的励志桥段。”她打开车门，迈下一只脚，回头看着他，“但是陆时衍，你的书店要是真开了，记得给我留个位置。”
　　
　　“留位置干嘛？”
　　
　　“帮你选书啊。你的品位太老了，全是些发黄的旧书，总得有人帮你进几本新的。”
　　
　　她下了车，关上车门，头也不回地往写字楼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逆着光，看不清表情，但声音清清楚楚。
　　
　　“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是想说，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不会让我爸一个人扛。”
　　
　　陆时衍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
　　
　　等他想回应的时候，苏砚已经走进旋转门了。玻璃门转了一圈，把她的影子搅碎了，又重新拼起来。拼起来之后，她已经进了电梯间，只留下一串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脆响。
　　
　　他一个人坐在车里，听着那串响声一点一点远去，最后被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吞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发动了车。车开出地下车库的时候，阳光晃了一下他的眼睛。他下意识抬手挡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翘了起来。
　　
　　他想起苏砚的话——“你越心虚的时候越沉默。”她只说对了一半。他还有一个特点，她没发现：他遇到真正在意的事，反而会变得很安静，像一只衔着易碎品过河的猫。不是因为不想说，是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分量太重，他怕自己接不住。
　　
　　开律所的人最知道承诺的重量。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用证据来兑现。在法庭外说的，更不敢轻飘飘的。
　　
　　所以他不说。但他会做。比如提前把靠枕放在副驾驶，比如在办公室冰箱里塞水果和酸奶，比如凌晨两点十七分，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手机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只发出去那一句。
　　
　　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可能不会当律师。
　　
　　这话他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敢发。
　　
　　不说不是因为不真。是因为太真了，真到他需要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看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清楚。
　　
　　苏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助理小林正抱着文件在门口等她。小林跟了她四年，从创业初期就在。这姑娘什么都好，就是脸上的表情管理太差，每次有什么消息，开心也好紧张也好，全写在脸上。
　　
　　现在她脸上的表情是——紧张。
　　
　　“苏总，您可算回来了。”小林压低声音，一边跟着苏砚往办公室走一边汇报，“薛紫英今天一早来了，说要见您。我拦了，她就在会客室坐着，喝了三杯咖啡，吃了两份曲奇，中间去了两趟洗手间。她让我转告您——‘事情有变，面谈’。”
　　
　　苏砚的脚步顿了一下。
　　
　　薛紫英。这个女人，她只面对面见过一次。就在陆时衍拆穿薛紫英被导师胁迫的那天晚上。当时的薛紫英站在走廊尽头，脸上的妆哭花了，睫毛膏糊了半张脸，像一个被撕掉所有伪装的人偶。她把一个U盘塞到苏砚手里，说——“这是录音，导师和资本的交易录音。你拿着，别告诉他是我给的。”
　　
　　苏砚问她为什么。
　　
　　她说了一句苏砚到现在都没忘的话——“我欠他一个道歉。但道歉太轻了。所以我得还他一笔账。”
　　
　　苏砚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薛紫英正站在落地窗前喝第四杯咖啡。她今天穿了一身很素净的灰色套装，头发挽起来，没有多余的首饰，耳垂上只有两颗很小的珍珠。跟苏砚第一次见她时那个满身大牌logo的样子判若两人。
　　
　　“苏总。”薛紫英转过身，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一杯凉掉的茶。
　　
　　“薛小姐。”苏砚在她对面坐下，“你说‘事情有变’。”
　　
　　“对。”薛紫英把咖啡杯搁下，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桌面，“这是我昨天拿到的。导师和境外资本的对赌协议副本。他的确在准备跑路，但不是逃——是‘跳’。”
　　
　　苏砚打开信封，快速扫了几页。她的眉头越皱越紧。
　　
　　“他要把律所的核心资产转移到境外？”
　　
　　“准确地说，是把律所作为壳，注入境外资本，然后反过来收购你们公司被冻结的那部分股权。导师的计划是——用你的公司做跳板，洗白他在国内所有的不法所得。”薛紫英的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得像刀痕，“一旦这个方案落地，他不仅不会坐牢，反而会在境外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身份逍遥法外。”
　　
　　苏砚放下文件，盯着薛紫英看了很久。
　　
　　“薛小姐，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我帮的不是‘你们’。”薛紫英纠正她，“我帮的是我自己。”
　　
　　苏砚没说话，等她继续说。
　　
　　薛紫英端起咖啡，发现杯底已经空了，又放下。她的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件易碎品。
　　
　　“我跟陆时衍认识十二年。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一起进律所，在一起待了三年，订过婚。”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那时候觉得他太闷了。一天到晚就是案子案子案子，约会的时候也在看卷宗，吃饭的时候也在回邮件。他跟我说，紫英，等忙完这个案子我们就出去旅游。然后一个案子结束，又来一个。我说他不浪漫，他说认真就是最大的浪漫。”
　　
　　她停了片刻。
　　
　　“后来我烦了。恰好导师那边有个机会，可以单独负责一个大企业的法务。代价是——我得离开陆时衍，并且帮他盯住陆时衍的一举一动。”薛紫英的声音还是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判决书，“我做了。我以为那叫‘为自己的前途负责’。”
　　
　　苏砚没有说话。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薛紫英看着她，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我后来跟着导师做了那么多大单子，赚了那么多钱，买了房子买了车，所有人都叫我薛律师。但我每次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都不是薛律师，是一个把自己卖了的人。卖了自己的良心，卖了对自己最好的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