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偷听敌台”事件
第十三章 “偷听敌台”事件 (第1/2页)开学后一个月，余校长才记得将收音机带来学校。
这台无线电收音机一本书那么大，需要两节大电池。
看到它，我就想起我的弟弟，他自己组装的，摊了一桌子零件的矿石收音机，如果他也用个漂亮的小盒子，把零件收拢一起，他的矿石收音机也一样的稀罕。
余校长旋转了开关，果然发出了声音，音质不怎么样，总有嘶嘶的电流声，不过很响亮。
我们几个老师像看稀罕物似地，围在余校长的办公桌前，一会儿要求拨到中央台，一会拨江西台，还有戏剧台……
直到上课，我们才各自站到教室的讲台边。正好没有课的小周老师，裕斌，依然在拨来拨去的，仔细研究着……
等我们下课回到办公室时，聪明的小周老师，果然发现了新功能。他在收音机的背面，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左右拨动开关，一拨到短波上，就会有外语的播送。
看到我们下课进来，他兴奋得又说又示范。我们老师，再加上学生，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挤作一堆……
余校长不是很高兴，他突然严肃地说，“这是什么台？”
汪剑玉到底是高中生，懂得多，马上就回答：“这是短波，有MGZY，还有英国BBC广播电台。”
“那就不能听，那是敌台。”他语气非常紧张，就好像如临大敌似的。
谁知裕斌一心在那个新发现上，竟然没有听出这里面的严重性，还在高兴地说，“这收音机很不错，有三个波长。”说着还想去拿收音机。
余校长一把夺过收音机就锁进了抽屉里。
裕斌意犹未尽，勉强走开。
别以为这事就此结束了，后面的情况有点复杂起来。我们几个刚冒出青葱小芽儿的傻瓜们，根本想不到这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下个周一，裕斌，也就是小周老师没有来上课。余校长让我代他上三四五年级的数学课。我问他；“裕斌怎么了？”余校长说他去库前村参加劳动了，他不适合当老师。
我有点莫名其妙，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迷惑，也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上午都在教室上课，小周老师不来，他的课就压在我身上了……
孩子们很有意思的，有两个周老师，他们就叫大周老师与小周老师。而现在学校又来了一个汪老师，他们就叫男汪老师，女汪老师，居然分得很清楚。他们还告诉我说：喜欢有两个周老师，两个汪老师。
我站在那个一摇三摆的破课桌前——也就是我们老师的讲台前，不知所措地面对孩子的疑惑，
“为什么小周老师不能来给我们上课？”，
“偷听敌台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是非常为难，要知道，我自己也有一连串的问题：是谁告的密，余校长？但是他没有决定权。是谁不准裕斌来上课的？……我极力搜肠刮肚，还是想不出合适的答案。
说当老师有多不容易，并不是那几本教科书有多少难，而是学生们随时随处、会有现实问题要你即刻回答，那才是考验一个老师真才实学的时候。
现在，我又一次，回答不了孩子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也不知道，由谁先来解开我心中的谜团。那些小题大做的人，理直气壮地开除人，而我倒是面对孩子们的不满，觉得理屈词穷。
小翠第一个发出困惑的声音，“那天一大群人围在那儿听，怎么是偷听？”
马上好几个人又问：“敌台？那是啥？”
我只好故伎重演，不懂装懂，尽自己的努力来解释：“我们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等。而美帝国主义的电台，他们与我们有不一样的思想，他们反对我们，与我们对着干，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电台就是敌台。”
“哦，我明白了”，承生又开始调皮，“我们吃饭，他们拉屎；我们说话，他们放屁。”一教室的孩子们都笑得稀里哗啦。
小翠说：“老师，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我们会斗地主，而在他们美国，是地主斗我们。”
我不好说对，也很难说错，因为以那个年代的认知，只有一个论调：“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勉强回答：“你说得有点像，或许应该说是他们国家的富人，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穷人，也就是剥削无产阶级。”
但是，爱思考的裕文说话了，“不是说要知己知彼吗？我们不可以听他们说什么，而他们会听我们说什么，那我们还能战胜他们吗？”是呀，大家又都议论纷纷起来。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幼稚但又好奇的孩子们，因为我也一样的幼稚，只好再次胡扯几句：“我们有专门的人去收听的，反正我们听不懂，也就不要听。”
我轻描淡写的这些解释，根本没有说服孩子们，然而，却等来了一个戴着大盖帽，一身制服的警察。
那个警察在周主任的陪同下，来调查“库前学校偷听敌台的恶性事件”。因为收音机是奖励给小宣传队的，第一个接受问讯的就是我。
那个警察很严肃地关照我说：要老老实实将来龙去脉说清楚，不然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我惊得心里一哆嗦，同时还感到非常寒心，有点不服气地说：“这么一点小事就要抓人？”
他很肯定地点点头。
周主任坐在那儿静静地等我怎么回答，可他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让我很烦心。我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们警察管不管偷东西的事？……”
还没有等我说完，周主任连忙打断我说，“不要东拉西扯！”
但是，我看到他的脸上，分明肌肉抽筋，有几分慌张和尴尬。
好吧，我请警察挪一下身体，他坐在了余校长的办公桌旁。还好抽屉钥匙插在上面，我说，“请你打开抽屉，那个收音机在里面。”
趁他取收音机的同时，我解释说，“这收音机奖给我们宣传队后，一直是余校长保管。”
那个警察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
我指着那个小小的拨动键，接着说，“那天，就是这个开关拨动后，播出了外语的广播。你试试。”
在我的鼓动下，警察与周主任也都忍不住好奇心，真就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收音机，拨动了那个开关。马上传出了一连串的英语播送。
我说，当时还有一群人围着，就是听到了这么个声音。
警察关掉了收音机后，有点不耐烦地对周主任说：“谁报的案？”，没有等周主任回答，就对我说：“确证吗？你可以签字做保证吗？那个周裕斌没有偷听敌台？”
“可以，”我毫不犹豫地应下来，“这是事实。”
周主任看着听着，脸上没有了那种笑，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种狡猾，这是我曾经看见过的眼神……我估计他一直在怕我提铺板被盗事件吧？所以他要警察快点拿出一叠纸，翻到一页上，要我签字。
我一看是证人证言，于是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没有偷听之实。”就签字并盖了手印。
隔一天，我碰到小周老师的父亲——老周，他眼里闪着泪光，特别怕人听见似的，轻声地对我说了声：“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是周氏家族里，有人妒忌裕斌呢。”我有点听不懂，但是，他的话更让我觉得“复杂”这两个字的分量，原来有个不知道的谁，总是在背后控制着我们的生杀大权？
不过，我实在没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还满不在乎地宽慰老周说：“我觉得应该没事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有事了。
几天以后，虽然裕斌老师没有来，但是好像“上面”也没有什么动静。余校长还拿出收音机一定要我保管。他说用电太费了，一个月要四节大电池。
我也不想要，可他一定要存放在我的房间里，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他发现这个收音机会闯祸，于是想把“祸水”存放在我这儿。
这些天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汪剑玉老师喝醉了。他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只狗，他与大周老师敲死了那条狗，还烤了狗肉，请了几个库前知青拼酒。因为他心情不好，结果烂醉如泥，呕得厉害，不断地说着心酸的话，对我们知青的前途悲观失望。
我劝劝他，他就一直说，“你们女的，可以嫁出去呀，找个人就有了希望了。”他还呜呜咽咽地痛泣，“而我们男生，一穷二白，用什么成家？嗯，怎么养活一个家？”
我说我们还可以争取读大学呀！
他乜斜眼睛说，“别妄想啦，我堂堂一个高三学生，却输给了那个‘白卷先生’……，还会有前途？你有门路吗？没有，没有门路有什么希望！”
我看他，一会儿呕，一会儿胡说的，就赶紧叫来了一个初一女生，一起把他扶到了他的房里。
对于这个汪剑玉老师，我与他却是有一点隔阂的。而且，起因还是我不好。
两年前，是1969年的3月9日，我们一群赴江西插队的人，从上海出发时，在火车上点名，叫到“汪剑玉”，半天没有人应答。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我，因为我的名字发音与他只差一个字，
“他是你哥哥吗？”那个领队问我，我拼命摇头……
一起来送我的恩兰，她告诉我说：“好像他就是隔壁弄堂的，听里委阿姨们说，他参加过一个叫“驱虎豹”的流氓组织。”
我这只初出暖巢的雏鸟，什么也不懂，却还要装着什么都行。于是就带着这句会闯祸的话，到了库前。那里也有人这么问我：“他是你哥哥吗？”我回答得飞快，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不是，他是我家隔壁弄堂的人，参加过流氓组织‘驱虎豹’。”
汪剑玉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他后来还是来了。一听别人告诉他这句话，火冒三丈，认定我是故意伤害他。于是，他想法调去了陡岭，也同样用莫须有的流言蜚语，一下子将我涂黑了。
在知青堆里，我就此成了一个从灰黑的灶膛里，爬出来的小猫，即便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白了。其实我也知道，那是我自己不懂事引起的，陷在漩涡里，是我幼稚的代价。加上我在坪陂村，只有两个知青，连给我辩白的机会也没有。
谁知不久，机会倒是来了。
插队第一年，我们知青的信件来来往往都给拆开的。老肖，那个南昌的下放干部，极左分子，他想从信件里找出他认为需要批斗的人。果然，给他找出了三个。其中就有汪剑玉。
那时，我写的信里都是浪漫的诗句，也是真性情，因为山里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了我，而且石队长对我很好，所以我没有很困难的生活问题。他们查了我好几封信，没有找到不适当的言语，因此我成了一个“良民”。老肖要我向汪剑玉“开炮”，这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我对自己初出家门就摔一跤的事，是有自己的认知的，我并没有怪罪别人，哪怕有人因此回泼了我一身墨，也是我成长路上的教训。现在要我乘人之危，来个报仇雪恨，我也不会。
于是，我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最后，我落了个“没有斗争性”的结论。
然而要知道，这个可是被他们记进档案的政治结论，而知青同学的叽叽咕咕只是口水小事，但是，我都得忍住，因为那是我先出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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