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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偷听敌台”事件

第十三章 “偷听敌台”事件 (第2/2页)

汪剑玉来学校上课,我们在闲谈中,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他也很快谅解了我。我们从此可以坦然面对。但是,现在他醉酒需要人照顾时,我又想最好回避,于是,我留下了那个学生,关照她好好照顾老师,自己抽身走了。
  
  第二天,他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打招呼,我也只是淡然一笑。不过我们倒是闲聊起来。
  
  他告诉我,最近南京有个知青,编了一首《知青之歌》,问我知道吗?我茫然地摇摇头,看来我还是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呢。他说那首歌写出了知青的真实生活和感受,但是,作者却因为写了这首歌而被枪毙了。
  
  我听了,震惊到心紧紧缩成一团,还感到一阵一阵的痛……就这么一首歌,有什么反动作用,用得着拿一条命来抵吗?
  
  就在这时,坪陂队的陈副队长急匆匆地进来找我,要我赶快跟他出去看看。我见他一脸紧张,就十分狐疑地跟着他,跑出了学校大门。
  
  他指着正在走出库前的两个人说:“你认识他们吗?”我左看右看,不认识。
  
  陈副队长告诉我说:“这两个人是来调查你的。”
  
  我惊愕地瞪大眼睛,“我?”
  
  “是的,”他见我不清楚,赶快告诉我说,“他们说你在库前小学搞封资修,还包庇偷听敌台的人。大队宗书记把我和石队长也一起叫到队部,配合他们的调查。他们还要看你的档案,想了解你是什么成份,并要我们写写你在队里的表现,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资产阶级情调’呀,还有一些我也背不出来了。”
  
  我一听脑子就嗡嗡作响,刚才汪剑玉告诉我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枪毙的事情,心里的寒气还在,却好像一转眼就要轮到自己了?我觉得脊梁骨不断发凉,双脚发软,……
  
  陈副队长,见我脸色煞白,赶快对我说:“别害怕,他们被石队长痛骂了一顿。石队长说你就是他的女儿,要查就来查他。石队长一生气,还将他的旱烟杆子都拍断了。那两个人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我呆在那里,泪流满面……
  
  那个年代,哪怕一件小事,不留神就会像在水面削了一块小石头,或许会引起一连串的跳跃,与越来越大的漪涟,到后来会发酵成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如果他们把我关押起来,加一个罪名,“包庇偷听敌台的反革命”,我会伏首认罪吗?我肯定忍死理,没有的事怎么可以说有!那么后面就会演变成;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如果再加上发动群众来批斗……我对别人是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而别人……?
  
  最幸运的是,我遇上了贵人,在那么可怕的当儿,石队长用他纯真善良、金子般的心,又一次像父亲那样默默地护卫着我,使严重的事件没有发生。
  
  然而,很快到了春插时节,这次队里让大周老师留在学校,一二年级不放假,却要我跟着支援平原插秧队,去山下罗坊村,参加十天左右的春插。看来,那两个不认识的外调人员说我“好逸恶劳”,“宣传封资修”的控诉,还是要让我付出代价的。
  
  插队的第一年,我就学会了插秧。
  
  虽然下水田很苦,春插又有时间要求,起早摸黑,腰酸背痛非常辛苦,但是我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也不很怕。
  
  当然,在平原插秧与我们山里比,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田平平整整一亩一块,连成一片。
  
  而我们山里的梯田,一小块一小块,一圈一圈绕在山梁上。那时,我们山里还流传一个笑话,说是上山插秧的人,数好了有十块田,怎么插好秧就只有九块田了?原来有一块田被斗笠盖住了。
  
  所以,我们山里人习惯,插一下秧,就得直起腰来走走田埂。现在去平原,就没有直腰的机会了。
  
  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出工了。
  
  我在田梗上走着,想找一个下脚的地方......
  
  一个已经插了好几行秧的老农叫住我,“来,跟着我。”
  
  我看了看,他是个老把式,一溜秧插得笔直,一行六株匀称好看。我就跳下去,挨着他也这么一行六株,对齐着排下去。他插得很快,我一不留神,已经拉了一段距离。
  
  想不到,又来了一个老农,闷声不响地,接着我的旁边插起来。他也是个能手,一会儿就追上来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原来他们两个老手,想把我夹住,关在里面呀!于是,我就开始拼命,头也不抬,抓过秧把就拆,分秧插秧连续快速,……
  
  好不容易,一块田插好了,我站起身来准备歇口气,却见那个老农,在后面一块田里,又拉开了碧绿的秧线,还对我说,接着干呀!我只好又跳下田去,再一次头也不抬,狠命地快插起来。
  
  这两个老农,逼着我整整一个下午,连续快速插秧。好在我始终没有被他们关住。
  
  等我插到最后一块田结束时,夕阳已经西下了。暮色中,我精疲力尽地跌坐在田埂上,望着看不到边的那一头,晶莹的水面上,全是翠绿的星星点点,可我已经不会动了。
  
  缓过一口气来,我才有力气想把脚上十几只蚂蝗拉下来,不过这些蚂蝗都吃饱了血的,一碰就掉了。
  
  我的脚上到处淌着血,而身上全是泥水,头发上、脸上,也沾到了乱七八糟的泥浆。我一脸的疲惫,连眼珠子也转不动了,整个人几乎就是一件会呼吸的泥雕作品……
  
  我跌跌撞撞地回宿舍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打一桶热水来,反正也没有地方洗澡,我胡乱地擦擦,换一身干净衣服。把泥水服摊开,晾在椅子上,就去厅房吃饭。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一边吃饭,一边开会,我们山区插秧支援队的任务有一百多亩,按照这个速度,可以按时完成任务。
  
  两个老农,特地提到了我:汪老师是个吃得苦耐得劳的人,而且,插秧功夫不错,应该评八分工。他们的话,让我顿觉疲劳消了一半,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我们回到卧房,五个女的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地铺已经铺好了,一溜的隔年稻草,上面摊了一块老布。四月天早晚很凉,我们都只是带了一床被子,没有稻草直接躺在泥地上,确实是会被冻着。
  
  不过,我已经累得不行,管他下面铺的是什么草,什么布,一下跌坐在铺位上,被子一拉,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天已经亮了,我想爬起身来,才发现自己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痛难忍,特别是两条腿,还有腰,根本不是自己的,怎么也指挥不动,几次咬牙狠命,才算从地铺上爬了起来。
  
  接着就发现,上厕所更是个苦差事,蹲不下去,也站不起来,我是几番挣扎才完成了“出口”任务。然后,我又勉强拖着疲惫酸痛的双腿去厅房,完成“进口”任务。
  
  到了厅房里,我发现老农们都已经下田了。他们四点多就起来拔秧,七点回来吃早饭,这时已经八点了。我吃惊不小,问那两个做饭的妇女,怎么没有叫我?
  
  她笑了,说:“我故意没有叫你,看你太累了。早工你不用去,那是他们男劳力的事。”
  
  “那不是还有几个女的吗?”我有点不解,
  
  她笑得更厉害了,“你昨晚倒头就睡,不知道旁边是谁吧?”她指着在洗菜的那个女的,“她是二嫂,我是大嫂,你还有印象吗?”
  
  我也笑了,真的没有认清她们呢,不过,仔细看看还是有几分眼熟。
  
  “我们是陡岭村的,特别派来做饭给你们吃。出发前,石队长特地要我们俩关照你呢。另外两个女的,她们是专门负责拔秧,只有你要下大田插秧,辛苦着呢。”
  
  我眨巴着眼睛,有点说不出来什么滋味,现在一身疼痛,心里肯定没有好词汇供我思考:想想我一肚子委屈,什么‘偷听敌台’,我说了一句真话,就被发配来干苦力……
  
  如果我与莹贞还在一起出工,不是高兴就做做,不高兴就呆在家里吗?当了老师,反而要我来证明自己,我的体力劳动也得有多么的出色?!
  
  但是我把眼泪硬生生咽下去,因为我还是很幸运,如果没有石队长勇敢地站出来,我会怎么样?真是天知道了!当然,我也想证实一下自己,什么“好逸恶劳”,我还是可以做得到“吃大苦,耐大劳”的。再说了,当老师不是你们硬要我去做的吗?复式班的上课,也很劳累的。可是,我跟谁去讲这个道理呢?
  
  吃了饭,我出工去了。又穿上那身泥水衣服,一个晚上摊开吹吹,还是湿漉漉的,这不打紧,主要是我的腿还有腰,每次弯下去插几株都酸痛难忍……
  
  天哪,我插队快三年的真正考验,原来在这里呀!亏得那两个老农自己在互相比武,把我给忘了,让我有时间慢慢体会这一身的痛楚。
  
  我是怎么咬牙挺过头三天的,那个深刻的印象就一直烙在心里。后来补写了日记,我记得是这么写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呀!我的灵魂也都在痛……天天想,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呀……
  
  好在那时年轻,在不断咬牙坚持中,我熬过来了。到后面几天,我慢慢习惯,疼痛感也逐渐消失。
  
  终于我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可以每天赚八分工的农民了,也终于带着一身的酸臭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我们的支援不是十天,而是十五天,因为我们出色的表现,罗坊村又要求我们多插秧一百亩。
  
  那时候,山里也已经开始了春插,库前学校继续放假。
  
  石队长说,“你在山下表现出色,评了八分工,干脆接着就参加队里的插秧吧。”
  
  于是,我只休整了一天,马上又开始插秧了。之前经历过那么艰苦的磨练,山里的水田插秧,对我来说成了小菜一碟,于是一连又苦干了十五天。整整三十天下来,我人瘦了一圈,脸全晒黑了,右手中间三个指头肿成了萝卜,指甲一半没有了……
  
  我们最后插到沙窝,就在大门前那块田,插入最后一株秧后,我差一点就爬不上田埂,腰下面没有了知觉。我害怕极了,用手撑着爬上地面,坐了一会儿,才慢慢扶着旁边的东西站起来,挪进了屋里。
  
  沙窝几个大嫂,烧了一个炭盆给我烤烤,还端来了一碗姜茶,说是大山里的五月底,寒气还是很重的。
  
  我终于感觉自己又有了知觉,好了一点。
  
  这才发现自己是“老朋友”来了。原来它也懂得推后几天,让我完成了所有任务才来。不过之后,我每次来都会肚子痛。
  
  我有三天时间休息,除了去吃饭,就是在床上躺着,看看书,实实在在缓过气来了,才去学校。因为学校也推后几天开学。
  
  听说男汪老师是请假回了上海,余校长身体不适,一直在修养。而两个周老师都在库前参加了春插会战。
  
  我傻乎乎地私底下认为,通过这一次的辛苦,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我是吃得起苦的。当然,我不知道该向谁去证明,更不知道,这个背后无形的那股“压力”,对我有没有认可?
  
  余校长回到学校,要我代替男汪老师上初一数学课,他要下学期再来。
  
  于是,我的教学又繁重了许多,三四五年级的语文加数学,还要初一的代数,只好,文艺排练暂时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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