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一道霞光
第十六章 一道霞光 (第1/2页)第一次在生产队讲课，我有点紧张，面对的毕竟不是孩子们，都是长辈。
大厅里全是人。他们带着火笼子来了，坐的姿势就是烤火取暖的最佳状态，一根根的旱烟袋，抽得屋子里烟雾弥漫。他们不说话，也不看我，好像准备等我开始，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我第一句话是问大家：“如果你们有了钱，你们会用来干嘛？”
还真灵，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已经有点小呼噜的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
“那还用问，只要有个一二百，家里就可以焕然一新”……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打算。
我再接着问，“其实，钱到底是什么？它怎么产生的？”
好像，大家的兴趣给提起来了。我们的讲座居然从热烈讨论“钱”开始……
我们坪陂队七天的讲座，天天热烈讨论，虽然我只是讲了个皮毛，但是，老俵们天天都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要结束了。
听说库前队的学习班就是读书，读了三天，只剩一个曾主任坐在那儿打瞌睡。
我们坪陂的社员们，最后总结：小汪认真，带着大家一起认真。不管怎么样，大家对几个基本词汇弄明白了。哪怕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用……
是呀，他们都说：“读了半天的理论，我们还不就是出工赚工分，回家吃饭睡觉，生孩子传宗接代……哪一句话也没有教会大家怎么富起来，欠队里的钱怎么可以还清……，但是，我们还是都很开心，因为坐在一起，第一次聊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生活……”
虽然，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这次的活动却让我读了不少书，思维踏上了更高一个层次，而且，新的知识就像在我心里，透进了一道亮光，……同时，坪陂队的老俵们，也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这个春节，虽然没有去年演出后的风光与热闹，但是，我并不冷清。
接着，我与五个知青朋友们，轮番的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与知青的沟通多起来了。
在除夕前两天，大沅队的知青谭玲突然来我这儿，说要与我住一天，她准备探亲去。
我奇怪地问她，想回家不是应该早点儿走？她说这次是去重庆。她的父亲在重庆医学院工作。行李都准备好了，想从我这里出发近一些，她知道除夕的火车票反而容易购买。
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分明有一种喜悦，好像她的爸爸为她找到了门路，这次就是去落实的。我心里一阵激动，既为她高兴，也为自己没有一点前途的暗示而伤感。
谭玲走了，很开心，因为前面是有路的。
楚虹，一个在库前村落户的，南昌居民的孩子，大年初一，她突然来找我，很客气地叫我汪老师。
我先有点奇怪，但是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她是住在学校右边，队部礼堂另一边的那个村落里。这是库前小队最大的村落，一条通向陡岭队的公路，把它一划为二，公路左面的屋群住着周主任，新娘子一家等几家老俵，公路的右面，是很大的一片村屋，中间围出了一个打谷场，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我上体育课，就是去那儿的。
我是这个学期，下午上体育课时，经常看见她与一群妇女放工回来，她们谈笑风生，叽里喳拉。由于她的嗓门大，而且声调不同老俵们，说的是南昌话，于是，我会看看她，并对她射过来的目光也微笑一下。
这次，她是来请我去做客的。我犹豫了一会儿，便高兴地随她一起去了。
库前的知青们这次回上海，又一次听说他们不会回来，找门路去了。我与楚虹的相识，就如多了个朋友，可以在空闲时随意说说话，聊聊天。
她的家——如果这样的也可以称为家的话——只是个灶间。中间有个大灶台，左面堆了许多柴火，右面的一块空间，放着两张床，窗下横着放一张，在对面墙边竖着也是一张，这张床的一头对着一口大锅。
那横放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其实也不是躺，是高高地靠在那儿，枕头底下放的都是砖头，而且是破砖头。垫被一看就知道是稻草塞在破的床单里做成的。床上面有一扇木格子窗，用破旧的床单做成帘子，挡着“嗖嗖”吹进来的寒风。
在昏暗的光线下，只看到那斜靠着的人，是个男人，胡子拉渣，骨瘦如柴，不时地在咳嗽……我们进来时，他只是转过头看了一下。
进门右手边，是一张方桌，方桌的那一头，也就是横着的那张床的床脚前，放着一个摇摇摆摆的旧衣橱。
她让我坐在桌子旁边，自个儿去拿出三个小菜碗，又去一只鼎锅里，舀了三碗吃的。这时我才看清了是海带排骨汤。一股股清香顿时溢满了这个简陋的屋子。
楚虹是个爽朗的人，声门开阔，一说话就笑，“床上躺着的是我叔，他得了肺气肿。你不会嫌弃我们吧？”
我马上就端起碗喝了一口，“哪里会呢，只是有点不好意思，过年只分了几斤肉，你们自己吃还不够呢。”
她也不遮掩，直截了当，“我现在也归为南昌知识青年了，我早就想认识你，可只有在春节才会有点吃的东西。”
我很惊讶，她这么懂事，交往朋友还要有东西请客？
我忍不住问她：“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心里其实还有一句，是我的好奇心，忍了半天才没有问出口：你怎么会与叔叔住在一起？
她轻轻叹了口气说：“说来话长呀！”
我们一边吃着她做的汤，还蛮可口的，一边就听她给我讲起了她的生世。她平平淡淡地述说着，可我却眼泪听出来了，为她心酸，为她痛苦，为她担忧……
她只有十几个月就被送给了养父母，在大约五六岁时，养父得病死了，养母告诉了她真情：她是个领养的孩子。养母希望能尽快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把她送回去。可是，知道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她的养母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因身子弱就一直没有工作。为了可以活下去，她为小苏宏找了一个能够给她们娘俩活命的“叔”——南昌的习俗，一般把继父称为叔，可对于楚虹来说，那是“继叔”。终于她们可以有一口饭吃了。然而好景不长，她的“叔”给人按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他们一家就被下放了。楚虹只有十二岁多一点，就已经跟着父母来到了仰山库前村。
谁知，她那善良的养母病了，病得很重，ZG癌。她就陪着母亲到处求医，小小年纪的她，一直服侍着母亲。她们三年多就是四处看病，用完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积蓄，和下放的安置费，可还是没有保住她母亲的命。她的养母最后留给楚虹的是一笔欠款，一个也已经卧床不起的叔。
只有十六岁的她，必须下地干活，养活自己。她的叔虽然老单位每个月会给他一点补助，好像是十二块钱，但是除了吃饭，根本没有钱买药治疗他的肺气肿，现在天天咳得喘不过气来。
他们两个一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就只好相依为命，并将就住在这么一个破屋里，是一间老俵废弃的灶间。
我已经泣不成声，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命苦的人，我那里还咽得下她的一点点过年的食物。
我说了一句，’你等会儿，我回去一下。”话音未落，就飞奔去了自己的房间。
可怜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她的。床底下还剩一块固本肥皂，我一直舍不得用。因为我已经学会了用草木灰的水来洗衣服，才留着最后一块的。我拿出来，在手里掂了一下，就带着它飞奔回去。
她很高兴，但还是说，我不能要。我怎么样也硬要她收下。
她犹豫了一会儿，才很为难地开口了，她的叔需要药，不知道我有吗？
那个床上躺着的人又一阵咳嗽，挣扎着也对我说，“只要有好药，我这个病很快会好的。”
我总算明白他们那点可怜的目的了。我马上将肥皂塞在楚虹的怀里，又一次飞奔回去，翻出我的小药箱，一只方方正正的饼干盒。
盒子里有几包消炎粉，那是我第一年发水土不服时，大派用处的药。
那时的知青大部分都发了一种红疹，上面会有一个脓包，大多发在小腿上。我总是一咬牙，就用棉花垫着，把脓包连皮一起掐掉，痛得我咬牙切齿地直“嘶嘶”。然后，我就用碘酒擦，又使我一阵哆嗦。最后，我倒上了一些消炎药粉，用已经准备好的纱布块按上，贴胶带横二条，竖一条。
我每天都要处理新发出来的肿块，但是也有已经好的。
而莹贞因为怕痛，就穿一双长筒袜，将小腿和疹块都包裹起来。有一天，她觉得太痛了，就想脱下袜子来看看。可是，脓水把袜子沾在皮肤上了。她只好一点一点的用水沾着，剥开一点，把袜子褪下去一点……，只见小腿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了，发黑发紫，脓水像下雨一样淌下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赶快报告石队长。他们也害怕了，于是，我们俩第二天就赶回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家。
于是，我的药箱总是备着这些东西。不过，水土不服第二年就没有了。
我翻看了另一种常备药，感冒咳嗽的药：二包氯霉素，一瓶咳嗽糖浆，还有一些维生素。我就拿了一包氯霉素和那瓶咳嗽糖浆，立马急匆匆地又奔回去了……
后来，我与楚虹成了好朋友，有时间就会聊天。她告诉我说：她的叔吃了药，已经可以下床走走，晒晒太阳了。
那年冬天，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回了上海，杞树队的莲清——她的名字好听，人品也很好——就没有回去。还有长岭的贾芬，也没有回上海。她们在各自的队里，孤独难受，就时常会到我这儿来打发时间。我总是会说，你们两个像说好了似的，轮班来，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我的优势就是有石队长，不愁那两餐饭。来来往往的人多起来，口粮会增加，石队长却也没有说一句话，对我的朋友们都很真诚，热情款待，不过菜是只有一碗萝卜，一碗辣椒。我们上海人都不太会吃辣的，只好经常是用一个菜来待客。
莲清是个憨厚老实的人，与她在一起，你可以放十二分的心，她不会难为你，更不会给你添麻烦。她也提起过，为什么别人老要说你“什么什么”的，可是与你在一起，你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老实人。
我又好奇地问她，“别人说我的‘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半天组织不起一句话。
我知道，我再怎么与最初放一把火的人和解了，但是，那个男汪老师，随意放的那把“火”，早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外，烧得漫山遍野了。
人世间，也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因为烦闷无聊，岂有不把与自己无关紧要的闲话，来当作消遣的东西？只要不是烧着了自己，嚼嚼舌头又何尝不是打发时间的一道菜？
莲清真是个幸运的人，不久他们杞树队里出了个公社副书记，那人也姓曾，与库前队的曾主任同宗兄弟。但是杞树的曾书记出去当过兵，是排级干部，退伍回来就去公社任职。因为他的原因，上下联通了，杞树队一连送出去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莲清，她还入了党；另一个是男同学，他们都是送去了上海的大学。让我们别的知青百感交集，还暗暗妒忌不已。
（后记：我对莲清最大的感恩是，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回了一次我们的第二故乡。她特地去看望了石队长，给了石队长二百元钱。可是，等我后来再去仰山时，石队长与承业都已经去世了。）
贾芬与莲清的个性不一样，她有个聪明的脑袋，口才又了得，所以与她聊天得聚齐十二分的精神，不然就会让她的唇枪舌剑打中。她是插队两年后，也开始在长岭小学当老师的，所以我们的话题会更多放在教学与课文的内容上。
我说自己平时喜欢写作，她调皮地说起他们队有个南昌知青，也经常写，写的诗是什么：被“黄鸡婆”咬出血，又痛又痒难熬煎……
“黄鸡婆”是一种小虫，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小咬”。夏秋时节，你在山溪水边多待一会儿，尤其是洗衣物，就会被它叮咬。这种小虫比蚊子小，但是咬人却凶狠多了，一开始让人痒得钻心，可一抓又痛得不行，非常难受。
她不信任地看看我，“你不会也是写些‘黄鸡婆’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就拿出我的习作，给她看看我那些虽然稚嫩，但好像还不会归入“黄鸡婆”之类吧？
她看了后，半天才说了一句，“比‘黄鸡婆’好一点。”
我总算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贾芬后来也读了大学，当了大学里的老师。我常想，她那黄蜂似的“刺”，一定会让所有“黄鸡婆”立马消失！
我现在可是“奋不顾身”地又拿起笔，用自己还是幼稚的雕虫小技，写起了比“黄鸡婆”好一点的文章……）
很快，学校又开学了。大队安排了杞树村下放干部，老沈的准媳妇——褚怀君老师来我们学校，于是，初中的数理化有老师了。
同时，她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我的思想意识上，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导师。
她是南昌65届高中生，但是她的年纪与男汪老师一样，也就是说，她与66届高中生是同年的。她六岁不到就进学校读书，是一个早慧的天才。
可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考大学时，她非常难过，说她这辈子已经不想这件事了，并且，对于政治方面的进步就更不敢想，她说这一生，就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
她没有让我那个吃惊又好奇的表情持续很久，就告诉了我她的身世。
她的母亲是上海人，因年轻漂亮，被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相中。
在解放军南下，上海解放时，她母亲被那个军官带到了南昌，诞下了一个女儿，就是褚老师。谁知，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过来，那个军官即刻丢下了她们娘儿俩，自己一个人逃走了，是否去了台湾也不清楚，反正他消失了。
褚老师的母亲在解放后，与一个工程师结了婚，又生了两个弟弟。谁知，在填家庭情况表时，她的妈妈实在太老实，给她填了那个国民党军官的父亲，而两个弟弟的父亲却是那个工程师。就这样，在那个“血统论”占了上风的时期，哪怕褚老师得了南昌市当届高考第一名，还是被定性为不可录取。
我听了很气愤，立马拍案，怒发冲冠！这是什么逻辑！在她只有几个月时，父亲就离开了，连他的模样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孩子，哪里还有父亲的印象，更不用说烙印？竟然可以把这样的账算到了孩子的头上，真冤呀！再则，如果是我，一个笨笨傻傻的人，倒也罢了，可她是个人才，就这么浪费了吗？！
她却对我说，“别生气，我已经想通了，早已走出了那个愤愤不平的感觉。”
我与她在一起的两个学期，没有一分钟是空白的，她会精炼地把握时间，做事情不拖泥带水，也不枝不蔓，工作、学习、生活都有分寸，真是我的一个亦师亦友的导师。哪怕后来过了几十年，我也总是感恩上苍，让我有机会接近了一个天才级人物，虽然那个时期的社会没有用她，但她确实是个灵魂高雅，思想卓越，并有各方面才华的人！
我也会用我那些稚嫩可笑的问题去问她。
首先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被那些“什么什么”包围了呢？即便我妈妈开解我：心里不能只装得下一粒“芥菜籽”，心胸开阔才会有发展。可我为什么老在装“芥菜籽”，哪里是装一粒，而是不断要装？因为每一粒“芥菜籽”都会让我难受……
她爽朗地笑了，说：有一句俗语，“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说”，这就是原因。
“牛的犄角容易躲，人的舌头难避开。”她还耐心地分析给我听：在某个圈子里，或者说是某个层次里，总是会有那样的几句话，弄得你烦心，也就是你说的“荠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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